从曾经的全省第一方阵，到如今的“蚌小八”，到底是什么原因？

作为著名的老工业基地，深厚的制造业基础，为什么没有形成产业地标？

拥有多个难得的政策机遇和独特优势，为什么没有转换成发展的胜势？

蚌埠在问，外界也在问：一向在人们心中颇具美誉度的蚌埠，到底怎么了？

蚌埠，坐不住了！

“主动拉高标杆，自觉加压奋进，用真抓实干体现知耻后勇，用埋头苦干实现奋力赶超。”2月8日，在蚌埠全市改作风优环境暨工业经济、“双招双引”和园区建设工作大会上，蚌埠市委主要领导的一番话，振聋发聩，催人奋进。

在“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当口，“知重负重、知责担责，打赢高质量发展的主动仗翻身仗”，已经成为蚌埠这座老工业城市全市上下的一致呼声和共同行动。

蚌埠在行动，全省在关注：蚌埠的差距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出路在哪里？

航拍蚌埠 （图源：新华网 李少仙）

差距在哪？

要搞清蚌埠到底怎么了，就要分析蚌埠究竟差在哪？换句话说，蚌埠为什么要知耻后勇？

首先是在经济总量的排位变化上。最近几年，蚌埠在城市排位赛上失位，被省内和周边城市不断赶超。

在安徽省内16个地市中，蚌埠曾辉煌一时。早在1990年，蚌埠经济体量排在安徽第5位、皖北第2位，此后被芜湖、马鞍山赶超，长期处在安徽第7位，被当地人戏称为“蚌小七”。

2021年，蚌埠经济总量又被宿州赶超。如今的“蚌小八”，在蚌埠人的心底烙下了深深的印迹。

在长三角城市群中，2020年，蚌埠的经济总量在长三角41个城市中位列第29位；2021年，再降一位到第30位，经济总量仅约为宁波的1/7、合肥的1/5，芜湖的1/2。

而且，蚌埠还面临“标兵跑远、追兵逼近”的局面。

同在淮河经济带上，千万人口大市阜阳近年来在人口红利和新型城镇化的优势释放下，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21年站上了3000亿元新台阶，迈入“大城市门槛”。

与同是淮河经济带中心城市的徐州、淮安相比，蚌埠的经济总量差距，已由2010年的2230亿、708.17亿扩大到2021年的6128.44亿、2561.33亿。2021年，徐州已突破8000亿，淮安突破了4500亿。

经济总量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上。

作为著名的老工业基地，蚌埠拥有深厚的制造业基础，曾最先开发出安徽省第一部黑白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台收音机。但由于传统产业升级缓慢，产业新赛道又没能快速形成，蚌埠至今没有形成地标性产业，更缺乏在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龙头企业。

在2021安徽百强企业的地区分布中，合肥58家，芜湖8家，滁州4家，阜阳3家，而蚌埠没有一家企业上榜。

具体到分榜单看。在营收百强榜上，合肥39家，芜湖14家，阜阳和滁州各有9家，蚌埠仅有3家。在制造业百强中，合肥、芜湖、滁州分别以29家、14家、11家位居前三名，阜阳5家，而蚌埠仅有1家。在民营企业百强中，合肥39家，芜湖14家，阜阳、滁州9家，蚌埠仅有3家。

与蚌埠相对应的是，徐州正奋力建设“工程机械之都”；淮安成为继深圳、东莞、昆山之后的第四大台资聚集地。

没有地标性产业，成为蚌埠工业起势的明显制约，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衡和投资不足。2021年，蚌埠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4%，徐州为8.1%，淮安为5.2%。

与蚌埠市整体经济不强相对应，县域经济也是短板。蚌埠下辖的县域经济总量不大、占比偏低，三县GDP占全市比重45%。在安徽省县域经济排行榜上，蚌埠市没有一县进入全省县域经济十强。

同为皖北大市的阜阳，近年来在县域经济发展上涌现出多个亮点，特别是界首聚焦产业升级、“院士经济”、园区发展等方面，连续多年保持全省县域经济增速第一，创造出县域经济发展的“界首现象”。

曾经的辉煌与当下的落差形成强烈对比，“蚌埠，到底怎么了？”外界在问，蚌埠也在问。

原因在哪？

承认差距是缩小差距的前提，看到不足是弥补不足的基础。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造成蚌埠经济数字上差距的原因是什么？

究其原因，首先是中心城市没有做大做强。

在安徽，蚌埠的地位犹如徐州在江苏的地位，从安徽省早期的“一线两点”到江淮城市群的谋划，再到淮河经济带规划，蚌埠始终都是作为区域中心城市来定位的，但蚌埠却没有起到类似徐州那样在苏北区域的带动作用。

这主要还是在于蚌埠中心城市的能级不够，导致蚌埠在承担皖北经济发动机的功能上显得“力不从心”，无法领袖群伦。

自身实力有限，进一步导致蚌埠形成不了都市圈。而且，蚌埠至今没有正式加入合肥、南京、徐州都市圈，造成蚌埠长期在区域格局上的一种“游离”，既不能辐射带动周边，又没有很好地接受其他大城市的辐射带动。

蚌埠城市能级不高，与蚌埠没有做强产业直接相关，突出表现在工业短板上。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蚌埠市二产增加值为673.6亿元，而合肥突破4000亿元，芜湖为2048.96亿元，阜阳也已突破千亿，达到1151.2亿元。同期徐州达到3376亿元，淮安是1889.21亿元。

特别是二产中的工业发展，蚌埠发展较慢。2020年，蚌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993户，而阜阳有1707户，几乎是蚌埠的两倍，宿州也有1027家。2021年，蚌埠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为-25.1%。

工业发展中，龙头企业是领头雁，但蚌埠的头部企业数量少，没有带动形成“龙头企业—企业集聚—产业集群—产业链基地”的发展格局。

过去三十年，蚌埠一直将工业作为立市之基、强市之本，但蚌埠积淀的产业基础优势，在转换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曲折。

“蚌埠在产业选择和主导产业定位上，出现多次变化。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轻工业，打造纺织城；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几年又开始发展机电制造业，打造电子城；2010年后又发展硅基、生物基产业。”一位长期关注蚌埠产业发展的区域经济专家分析说。

由于种种原因，蚌埠纺织城与电子城都没有取得明显成效，硅基、生物基产业尽管前景很好，目前却没有形成产业集群，加之近年来大企业招商越来越难，仍处于产业生态的塑造进程中。

如今在蚌埠，全市除烟厂外，产值超50亿元以上企业还未实现“零”的突破。

进一步探究，尽管蚌埠有着让周边城市羡慕的产业上升机遇，却没能很好地抓住，赋能当地的产业转型。

早在1994年，蚌埠就成为国务院确定的首批18个企业“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之一，合肥是2年后才获得第二批试点。

在实践中，蚌埠没能像合肥那样紧紧抓住试点机遇，从体制机制上破解难题。而合肥恰是由改革集聚产业，成为全国最大的家电产业基地，进而带来新型显示产业集群，实现了“从一粒砂子到整机”的产业链条。

看似经济指标、工业集群、抢抓机遇上的差距，背后实则是工作作风上的差距，特别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

城市发展，思想先进是最关键的先进，观念差距是最大的差距。这同样体现在开放度上，蚌埠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没能助其成为淮河流域的“开放新高地”。

同处淮河岸边，与蚌埠地缘优势相近的淮安，积极抢抓外向型经济转移机遇，在长三角形成“南有昆山、北有淮安”的台资高地发展格局。

把脉问诊是为了更好地“开药方”，面对新的机遇，蚌埠该怎么办？

蚌埠市貌

出路在哪？

虽然有差距，但蚌埠的底子还在，优势还在，机遇还在，关键是要行动起来。

眼下，蚌埠干部都坐不住了，已经全面动起来，立即干起来了！

2月7日，虎年第一个工作日，在蚌埠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与会同志围绕贯彻落实安徽省委关于“一改两为五做到”的决策部署，让老工业城市焕发新生机再现新辉煌展开了热烈讨论。

“实现奋力赶超，必须真正破解制约蚌埠发展的问题和瓶颈。”“面对指标上的落后，我们不能怨天尤人，需要的是干在当下、面向未来。”

蚌埠如何找准并打开奋力赶超的突破口？

首先要放大坐标找定位。

从区域大格局上看，任何一个都市圈内，中心城市的“发动机”不可或缺，就像杭州之于杭州都市圈，南京之于南京都市圈、徐州之于徐州都市圈。

就皖北地区和淮河流域而言，尽管目前蚌埠的经济总量已被阜阳、宿州赶超，但蚌埠依然是有基础、有条件、有潜力成为皖北地区和淮河流域的中心城市。

这是蚌埠的城市定位，且早已写入安徽省、长三角城市群规划中，上升为国家战略。

《安徽省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征求意见稿）》部分内容

蚌埠的发展，不仅关系一城一地的崛起，能否担当起责任，关系皖北振兴、淮河经济带战略的全局。可以说，让蚌埠焕发新活力、再现新辉煌，不仅蚌埠需要，皖北需要，安徽需要，淮河经济带也需要。

区域大格局的需要，呼唤蚌埠能有大作为。

蚌埠要有大作为，就必须做强产业，奋力将硅基生物基打造成国家级的产业地标。

特别是蚌埠要找准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卡点”，紧紧抓住与宁波市结对合作帮扶的重大机遇，导入宁波重大项目、资本、先进理念等发展要素，激活老工业基地的新动能，进而深度融入长三角，嵌入全球产业链。

同在京沪线上的滁州，为什么这几年发展势头猛？

最不可忽视的就是滁州找到了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卡点”，主动对接大江北、融入南京都市圈，招引了一批重特大、高精尖的产业链项目，嵌入了全球产业链。2018-2021年，滁州累计引进亿元以上项目1882个，包括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进而形成具有鲜明“滁州特色”的产业地标。

但项目、企业不是说来而来的，特别是当前招商竞争白热化，蚌埠如何提升感召力？关键还是要做优营商环境。

蚌埠也一直在奋力打造一流营商环境。2021年12月，蚌埠市出台了《关于强化全市工业经济、“双招双引”和园区建设的实施意见》，一体推进企业帮扶、客商帮招、项目帮办，以工作作风的转变提升企业获得感，以营商环境的优化推动蚌埠大发展。2021年，蚌埠在建省外亿元以上项目337个，实际到位资金1172亿元，居全省第5位、皖北第1位。

营商环境，既有办事效率的高低，也有服务意识、法律环境、人文环境等问题，但这些都是外延，核心问题是人，在于干部的工作作风。

面对一时的落后，蚌埠不能妄自菲薄，要增强发展的紧迫感；不能自我埋怨，要有奋起直追的决心；不能有定局的思想，要有破局的勇气；不能有跟跑的依赖，要有再次领跑的雄心；不能有盲动的状态，要有快进的节奏。

在安徽“新春第一会”召开后一天，蚌埠即在2月8日上午召开改作风优环境暨工业经济、“双招双引”和园区建设工作大会，蚌埠市领导为工业强市和招商引资先进集体代表、工业强市和招商引资先进个人代表、省级以上开发区工作表现突出集体和个人颁奖，并为蚌埠高新区、经开区“三帮”小分队进行授旗，再次发出了一体推进“工业经济、双招双引、园区建设暨改进工作作风”的动员号令。

“用真抓实干体现知耻后勇，用埋头苦干实现奋力赶超，全力推动工作作风大转变、工业经济大发展、“双招双引”新突破、园区建设上台阶。”

最重要的是，蚌埠要激发干事创业的状态和精气神，鼓起一股子奋勇争先的“气和劲”。

正如安徽省委书记郑栅洁强调的，必须牢固树立“一日无为、三日难安”的责任意识，以奋起直追的志气勇气、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扎实务实的工作作风，忠诚尽职，迎难而上，跨越发展。

位于蚌埠的津浦线淮河大铁桥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100多年前，津浦铁路开通，蚌埠由此开埠兴盛，成为镶嵌在中国南北气候分界线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如今还是那片蔚蓝天空，那条滔滔东流的淮河，一群砥砺奋进、不懈奋斗的蚌埠儿女，一定会让蚌埠这颗明珠再次发光发亮，再现新辉煌。

我们祝福蚌埠。

指导：张道刚、王运宝

撰文：姚成二

编辑：纪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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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4年首次提出“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至今已有17年，这期间中央多次专题讨论中部地区发展。今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新时代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发展格局中，中部地区承担着怎样的重任？有哪些发展潜力可以进一步挖掘？为此，《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专访了中国区域科学协会理事长、国家发改委国土地区所原所长肖金成。

《经济》 ：在“十四五”开局之年，再提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有何要义？

肖金成：中部六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意义重大。国内大循环主要是扩大国内市场，中部地区具有很大潜力。首先，中部地区消费潜力巨大，消费水平高。其次，劳动力丰富。我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已经过去，现在供求基本平衡，劳动力丰富成为中部很大的优势，一方面，能够吸引更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部地区聚集，进而推动城市规模扩大；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个别地区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能够增加就业岗位，城市经济也将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三，中部地区“承东启西，连南贯北”，处于交通枢纽的位置。过去认为中部地区地处内陆，对外开放不占优势，现在这种区位劣势正在转变。武汉“九省通衢”，是长江经济带和京广京哈南北大通道的交汇点，发展潜力巨大；郑州也是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米字形交通体系，使郑州市的经济规模迅速扩大。

总体来看，湖北、湖南、河南三省位于京广交通线上，京广经济带被称为“中国的脊梁”，“十四五”时期定会集中发力；安徽已被纳入长三角经济区，江西向东对接长三角，向南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山西与京津冀联系很密切，未来也将融入环渤海经济区。可以说，“十四五”时期，随着新发展格局的确立，中部每个省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自身优势，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当然也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经济》：此次中央部署中部地区发展，提出六个“着力”，要求“绿色崛起”。在您看来，中部地区实现“绿色崛起”的抓手和重点是什么？

肖金成：“绿色崛起”主要是产业方面。中部地区地势比较平坦，过去以农业为主，是小麦、水稻的主产区，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基地。但是，未来经济发展还是要靠工业，中部地区应主要发展制造业，制造业有三大特点，第一，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丰富的劳动力；第二，是技术密集型产业，需要有技术支撑；第三，也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资金需求较大。制造业本身也是一个绿色产业，不需消耗大量资源，也没有太多排放，对生态环境不会产生太大影响。

城镇化本身就是绿色的，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有利于农村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民人均建设用地比城市人均建设用地大几倍，中部很多山区像大别山、罗霄山、太行山、中条山等，还居住大量人口，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山区人口会相应减少，生活水平将得到明显提高，生态环境也能得到充分保护。总而言之，中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对绿色发展非常有利。

《经济》：2020年中部六省名义GDP为22.2万亿元，为全国名义GDP增长贡献了21.9%，中部各省发展基础良好，下一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在实现增长的同时提质增效？

肖金成：第一，产业结构要升级。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中部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说，一产比重较大，二产和三产比重需要提高，产业结构的提升将带来效率的提高，从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二，城市要高质量发展。现在中部地区的城市和城镇饱受诟病，除武汉外，大部分省会城市规模都不大，但首位度比较高，说明二级城市规模比较小，二级城市要和省会城市互相协调，发展区域性中心城市是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此外，中部地区的城市规模虽然不大，但数量较多，已形成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江淮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等，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功能也会加强、质量得到提高，从而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第三，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很多县域以农业为主，由于人口多、人均土地少、人均收入低，乡村振兴遇到很大的难题。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人口转移到城市，留在农村的人口收入也将得到明显提高。

《经济》：当前掣肘中部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点在哪？应该如何把握政策推进节奏？

肖金成：中部地区属于粮食主产区，是农业生产基地，要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需要占用很大空间，这是中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现在国家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正在编制，通过划定“三区三线”，“三区”即建设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三线”即城市城镇发展边界、基本农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城市规模的大小要根据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确定，城镇开发边界划定要留有余地。此外，中部地区在土地政策上要有所突破，可推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该政策曾在重庆试点，并取得较大成功。平原地区农村住宅用地较多，随着城镇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减少，农村“空心化”现象比较严重，很多宅基地已人去房空，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既能保证农田不减少，也能保障粮食安全。

需要注意的是，要让农民自愿地按照政策把弃置不用的宅基地恢复成农田，而不宜强制搞集中居住。有的地方操之过急，意图把农村人口集中起来，扩大农业用地，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引起农民的不满。未来，要通过建设小城镇和特色小镇，吸引农民到临近的城镇居住，把分散的宅基地恢复为标准农田，在节约土地的同时，改变农民的居住状态。（《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 张军红 翟晓汀）

安徽省位于我国华东地区，中部六省之一，是我国‬非常重要的省份，也是长三角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总面积14.01万平方千米，截至2021年，安徽经济总量达到42959.2亿元，常住人口6113万人。

安徽下辖16个地级市，有9个县级市，50个县，45个市辖区。

安徽将建1个特大城市为合肥市。（城区人口达到500万人以上）

合肥市是安徽省省会，地处安徽中部、江淮之间、长江三角洲西翼，是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是我国非常重要的教育科研基地。合肥市常住人口为946.5万人，城区人口达到了380万人，以目前合肥的城区人口来看，城区人口数量还差120万人即可晋级我国特大城市，目前是我国I型大城市。

合肥毕竟是安徽省会，人口优势也是相当明显的，从常住人口来看明显高出其他城市不少。且城市吸引力已逐年提升，随着安徽省加大实施强省会策略，合肥在未来几年将有机会晋级特大城市。

将建成6个II型大城市。（城区人口数量达到100万人以上）

目前有两个城市已提前达到II型大城市的标准，两个城市分别是芜湖市和淮南市。这两个城市的城区人口已突破100万人，芜湖为138万人，淮南为108万人，已是大城市的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芜湖市是安徽省经济第二强市，是安徽省域副中心城市，城市地位突出。今年前三季度GDP为3366亿元，增速达到5.64%，在中部地级市排名中位居前列。

有四个中等城市有望晋级为II型大城市。分别为是马鞍山、阜阳、六安和淮北这四个城市。城区人口数量马鞍山市为86万人，阜阳市86万人，六安市81万人，淮北市81万人。其中让人比较意外的是阜阳这座城市，阜阳常住人口高达820万人，常住人口仅次于合肥。但是城区人口居然仅仅只有86万人，这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从城区人口数量来看，马鞍山和阜阳距离100万人还有14万的城区人口，六安和淮南还差19的城区人口。阜阳市晋级大城市概率最大，毕竟常住人口数量优势明显。

另外还有5个城市已成为我国中等城市，分别是亳州、宿州、淮北、安庆、蚌埠。这五个城市的城区人口均已突破50万人，达到我国中等城市的标准。

万万没想到的是滁州市无缘中等城市。滁州可是安徽省第三大经济强市，滁州是长江三角洲中心区城市，南京都市圈和合肥都市圈成员城市。在今年前三季度滁州GDP为2765亿元，增量206亿元，且增量在安徽省内仅次于合肥。这样的一座城市却连中等城市都没达标，只是小城市，确实太让人意外。

对此，你怎么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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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七十年壮丽辉煌 新时代全面小康——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合肥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新闻发布会在市政务中心举行。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合肥调查队负责人介绍了70年来合肥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变化，并回答了媒体关注的问题。

七十年壮丽辉煌 新时代全面小康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合肥市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合肥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坚持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积极构建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收入增长机制，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不断拓宽增收渠道，着力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全市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屡破大关

新中国成立以来，合肥市经济快速发展，各项经济指标突飞猛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多项经济指标进入全国省会城市十强，综合实力跨越式提升，全市城乡居民收入屡创新高、屡破大关。

2018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城镇居民收入）为41484元，比1978年增长了近129倍，年均增长13.0%。2006年，城镇居民收入达11013元，首次突破万元大关，其后12年连续实现三个万元级大跨越。2011年、2015年和2018年分别突破二万、三万和四万大关，分别达到22459元、31989元和41484元。

1949年，合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下简称农村居民收入）仅为40元，1978年为103元，1995年达1300元，突破千元大关，2013年农村居民收入10352元，突破万元大关；2018年突破两万元大关，达到20389元，比1949年增长508.7倍，年均增长约9.5%。

二

城乡居民收入结构持续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镇居民收入主要以工资收入为主，农村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生产。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社会保障力度加大，居民收入渠道拓展，财富不断累积升值，收入结构持续优化。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居民收入来源更加多元化。

（一）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居民收入主要依靠工资所得，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农民进城务工的增加等，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比重不断提高。

2018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26078元，比1985年增长37.9倍，年均增长11.7%。工资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比重62.9%，比1985年下降了24.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近0.73个百分点。

2018年，合肥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821元，比1998年增长13.2倍，年均增长14.2%，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8.4%，比1998年提高17.7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农民才逐渐外出务工获得工资性收入）

（二）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从无到有，成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尤其是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经济发展”，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经营净收入也成为居民收入新的增长点， 2018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5115元，比1985年增长了1183倍，年均增长23.9%；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12.3%，比1985年提高了11.7个百分点。

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村居民收入构成中，来自家庭经营的份额持续下降。2018年，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6706元，比1998年增长2.5倍，年均增长6.4%；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2.9%，比1998年下降了39.6个百分点。

（三）城乡居民财富增加带动财产净收入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收入来源比较单一，劳动收入几乎是居民家庭收入的全部。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资本和金融市场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居民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人们的投资渠道逐步拓宽，理财意识逐渐增强，财产性收入逐步提高。2018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3803元，比1985年增长了772倍，年均增长22.3%；财产净收入占比为9.2%，比1985年提高了8.6个百分点，居民财富增值明显。

同时，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土地流转成为趋势，农民财产净收入形式丰富多样，除了原有的利息收入外，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房租等收入丰富了财产净收入的来源。2018年，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497元，比1998年增长了7.3倍，年均增长11.2%,占比2.4%，成为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四)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加大，拉动转移净收入较快增长。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收入分配相对平均，政府很少通过转移手段来增加居民的收入。随着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及农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推行、持续提高低保和五保补贴标准等一系列民生工程的进一步落实，城乡居民转移性收入快速增长。2018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6488元，比1985年增长了70.7倍，年均增长13.8%；转移净收入占比为15.6%，比1985年提升了3.9个百分点。

2018年，合肥市农民人均转移净收入5364元，比1998年增长44.0倍，年均增长21.0%，在四大收入中增速最快，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26.3%，比1998年提高21.8个百分点。

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缩小

改革开放到21世纪初期，由于受城乡二元结构及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影响，合肥市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城乡居民收入比由1985年的1.91:1扩大到2006年的2.98:1。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问题，不断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大力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合肥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市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积极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示范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农民务工收入的提高，实现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合肥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6年的2.98：1持续缩小到2018年的2.03：1。

四

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显著提高

收入的跨越增长，为居民消费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使得居民的消费水平大幅提高，消费质量进一步改善，消费热点不断涌现。

（一）消费水平显著提高。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合肥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消费质量同步改善。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居民收入有限，消费水平普遍较低，1978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仅有278元，2018年达到了25339元，比1978年增长了90.1倍，年均增长11.9%；2018年，合肥市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2659元，比1986年增长39.8倍，年均增长12.3%。

（二）穿衣打扮追求个性时尚。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在满足温饱的情况下，无力满足穿着的需求，“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那时候的普遍现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观念的转变，衣着消费在颜色、品质、款式等随时代发展越来越显个性化、时尚化和多元化，特别是网购的兴起，提供了更便捷、更丰富的购物渠道，衣着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得以保障。2018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1606元，比1981年增长了28.7倍，年均增长9.6%；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624元，比1986年增长了22.1倍，年均增长10.7%。

（三）恩格尔系数大幅下降，生活全面小康。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根据世界粮农组织划分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极度贫困，50%—60%为贫困，40%—50%为温饱，30%—40%为小康，20%—30%为富裕。目前，我市居民已实现小康，并向富裕迈进。2018年，全市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9%，比1986年的50.9%下降了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4.7%，比1986年的51.9%下降了17.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已有相当一部分家庭进入富裕生活状态。

（四）居住追求空间宽敞和环境优美。改革开放初期，合肥市居民居住的绝大多数是普通楼房或平房，居住条件较差，三代同室入住的较多，比较拥挤。1978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人均住房使用面积仅为5.5平方米。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对居住房屋的空间和环境要求不断提升。2018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35.2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了29.7平方米；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2.8平方米，比1978年增加34.3平方米。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居民用于房屋装修和装饰类支出大幅增加，占比显著提升，成为居民消费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合肥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6197元，比1986年增长了303倍，年均增长19.6%，居住消费占比24.5%，比1986年提升了22.1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居住支出2831元，较1986年增长了54.5倍，年均增长13.8%。居住消费占比22.4%，比1986年提高了5.9个百分点。

（五）交通通信占比提升，居民生活更加方便快捷。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交通设施不完善、交通工具匮乏、交通方式单一等，居民出行基本靠“走”。改革开放初期，自行车是当时人们高档的交通工具，家庭固定电话曾是奢侈品。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合肥市交通和通信等基础产业和设施得到快速发展，为居民出行交流等提供了便捷条件。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通信类支出4200元，比1981年增长了164.9倍，年均增长14.8%；2018年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从2007年0.74辆增加到57辆，2018年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236部，比2007年增加62部。

2018年，农村居民每百户汽车拥有量23辆，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为239部。

（六）精神文化需求多样化，旅游消费成新时尚。随着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交通设施和旅游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以及消费观念的转型升级，为居民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了物质保障和基础条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合肥红色旅游、乡村旅游、自驾旅游、海外旅游等旅游产品层出不穷，闲暇时间城乡居民走出家门，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人越来越多，旅游消费成为新时尚，支出大幅增加。2018年，合肥市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327元，较1994年增长了203倍，年均增长24.8%。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19.1元，较2013年增长了92.9%，年均增长14.0%。

砥砺奋进不忘初心，春华秋实继往开来。70年风雨兼程，70年沧桑巨变，合肥城乡居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展望未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创新转型升级发展为导向，实施五大发展行动计划，全面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打造“大湖名城、创新高地”，奋力开创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副中心建设新局面，相信合肥人民的生活明天会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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