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股表现：

上周（6月26日-6月30日），农林牧渔（申万） 指数（801010.SI）收于2977.75上涨1.60%，跑赢沪深300指数2.16个百分点。

农业板块市值排名前十位的个股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其中，海天味业（603288.SH）下跌5.64%; 牧原股份（002714.SZ）平盘; 金龙鱼（300999.SZ）下跌0.60%; 伊利股份（600887.SH）下跌1.67%; 温氏股份（300498.SZ）上涨5.89%; 盐湖股份（000792.SZ）上涨1.54%; 双汇发展（000895.SZ）上涨0.04%; 海大集团（002311.SZ）下跌3.26%; 华鲁恒升（600426.SH）上涨2.24%; 新希望（000876.SZ）下跌0.26%。

图：市值前十个股涨跌幅

农业市盈率前5的个股分别为：中水渔业（000798.SZ）的市盈率为716.18倍；海南橡胶（601118.SH）的市盈率为453.82倍；福建金森（002679.SZ）的市盈率为354.76倍；宏达股份（600331.SH）的市盈率为262.91倍；三元股份（600429.SH）的市盈率为197.56倍。

图：个股市盈率前五

其中，海南橡胶截至6月30日融资融券余额为7.48亿元，融资余额7.44亿元，融券余额365.0万；宏达股份截至6月30日融资融券余额为2.06亿元，融资余额2.04亿元，融券余额177.8万。

涨幅最高的是金新农（002548.SZ）上涨15.71%，市值61.75亿元；其次是保龄宝（002286.SZ）上涨14.23%，市值34.82亿元；永安林业（000663.SZ）上涨13.83%，市值41.01亿元。

涨幅超过10%的还有，众兴菌业（002772.SZ）上涨12.77%，市值44.40亿元；大叶股份（300879.SZ）上涨11.09%，市值30.45亿元；福建金森（002679.SZ）上涨10.13%，市值31.03亿元。

图：个股涨幅前十

其中，金新农连续四天上涨，其中6月30日单日上涨超7%。

金新农主营业务为猪用饲料研产销、生猪养殖等。上周养殖板块整体有所上涨，除金新农外，温氏股份、巨星农牧（603477.SH）、新五丰（600975.SH）也分别上涨5.89%、4.22%和3.24%。

上周猪价跌破14元/公斤大关，仔猪价格跌势不改。分析认为，当前大猪存栏量较少，上周全国出栏平均体重有所下滑，但仍高于去年同期，供应端仍然承压。目前，生猪养殖行业已持续亏损连续6个月，一季度猪企资产负债率创新高，各生猪养殖巨头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业绩方面， 金新农2023一季报显示，公司主营收入10.89亿元，同比上升1.84%；归母净利润-9905.45万元，同比上升34.38%；扣非净利润-9304.64万元，同比上升33.68%。

资金流向方面，金新农主力资金合计净流入1.15亿元，游资资金合计净流出3804.12万元，散户资金合计净流出7679.47万元。

值得一提的还有保龄宝也涨幅居前。上周保龄宝有三天上涨，其中6月29日涨幅达5.69%。

保龄宝从事生物多糖的研发、制造及方案服务，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伊利、蒙牛等著名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根据2022年年报，公司产品中糖醇、低聚糖等功能糖和果葡萄糖浆、麦芽糊精等淀粉糖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65.65%。

6月29日，多家媒体发布消息称，世卫组织旗下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将在7月14日宣布将阿斯巴甜列为“可能对人类致癌的物质”，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也宣布将在7月14日公布对阿斯巴甜的调查结果。

市场认为，其他人造或天然代糖产品有望获得替代性红利，当日，A股代糖概念股保龄宝、莱茵生物开盘涨停，三元生物、金禾实业等多只个股股价大涨。

资金流向方面，上周保龄宝主力资金合计净流入5473.59万元，游资资金合计净流出2661.38万元，散户资金合计净流出2812.22万元。

板块表现：

上周，各二级细分板块均上涨，涨幅最高的是农产品加工、动物保健和农化制品板块。

农产品加工（申万）上涨3.45%：涨幅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保龄宝、欧福蛋业（839371.BJ）和道道全（002852.SZ），分别上涨14.23%、5.36%和5.04%。

动物保健（申万）上涨2.89%：涨幅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金河生物（002688.SZ）、绿康生化（002868.SZ）和科前生物（688526.SH），分别上涨5.59%、4.81%和4.43%。

农化制品（申万）上涨2.76%：涨幅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江山股份（600389.SH）、农心科技（001231.SZ）和辉丰股份（002496.SZ），分别上涨9.70%、9.25%和8.26%。

农产品价格最新走势：

据农业农村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价格信息系统监测6月23日—6月29日，农产品批发价格200指数为121.25点，环比下降1.30点，比去年同期上升6.80个点。

其中，畜禽产品猪肉、羊肉、牛肉、鸡蛋和白条鸡环比变化幅度分别为-0.5%、-0.7%、-0.4%、-1.5%、-0.3%。

水产品草鱼、鲫鱼、鲤鱼、白鲢鱼、花鲢鱼、大带鱼和大黄花鱼环比变化幅度分别为-0.3%、-0.3%、-0.2%、-1.7%、-0.8%、-0.1%、0.5%。

全国286家产销地批发市场19种蔬菜平均价格为3.84元/公斤，环比下降1.8%，同比上升17.4%。其中菠菜、胡萝卜、韭菜和白萝卜的价格环比涨幅较大，幅度分别为4.6%、3.8%、2.9%和2.2%；茄子、西红柿、黄瓜、豆角和土豆的价格环比降幅较大，幅度为8.4%、8.2%、5.0%、4.2%和3.3%。

上周，富士苹果、巨峰葡萄、香蕉、菠萝、西瓜、鸭梨6种水果平均价格为7.98元/公斤，环比下降2.3%，同比上升11.5%。（本文首发于钛媒体APP，作者 | 李简）

作者：钟建红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开辟红色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了扼杀红色政权，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开展“会剿”的同时，制定了《闽省封锁推进法》，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以阻止苏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这严重制约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30年11月7日，中共闽西特委在合作社经济基础上建立起闽西工农银行。这是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尚未成立之时，中共率先在闽西范围内创立的、具有一定规模的股份制政府银行，所制订的闽西工农银行章程，成为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红色金融史上首部“银行法”，开创了中国革命金融法制的进程。它的创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管理股份制银行的序幕。

为打破经济封锁，闽西苏区建立信用合作社

闽西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苏区经济环境相当严峻。其时，劣质银币和白区纸币在区域内大量流通。奸商将劣币偷运到苏区，再以低廉的成本将苏区产品和真金白银输送到白区，获利巨大；而苏区用劣币前去购买白区商品时却遭遇币值缩水，从而严重制约了苏区经济的发展。

国民党政府持续对闽西苏区进行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给苏区经济带来异常复杂的严重后果，致使区内工业品严重短缺、价格不断上涨；反之，农业产品和本地特产却价格低迷，且很难经正常途径外销。这种存在于农工生产与贸易流程中的“剪刀差”严重挫伤了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比对当时的米价和布价，一套成年男子衣裤需用布4米，等价于52.5公斤大米。“谷贱伤农”，极不合理。生存压力导致在土地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农民，只能求助不法钱庄。农民拥有土地却依然无法摆脱高利贷经济的盘剥，陷入长久的贫困之中。

1929年9月3日，中共闽西特委发出《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七号）——关于剪刀差问题》，指出：“这种现象实际上仍是剥削农民……这种剥削简直比任何方法还要厉害，农民受了这种剥削，必然要穷下来。”《通告》第7条从工业和农业两方面非常详细地分析了“剪刀差”产生的各种复杂原因：

（1）工人工资提高，商人便在物价中取偿；（2）受“会剿”影响，商人不敢尽量采办货品（固然有些商家，尤其是行栈，会用怠工方法以扰乱我们，然总算绝少），因而市场供不应求，而物价便提高起来。为什么农产品会跌价呢？原因是：（1）暴动过后的乡村，债券焚烧，高利债务不还，有些农村便取消了一切债务，而多数拥有货财的地主土豪又杀的杀，跑的跑，藏匿不出，因此，乡村中一般的要停止借贷，金融流通完全停滞，农民在此收获时节，无钱发给工资，结果只有贱卖粮食以资救济；（2）抗租斗争胜利，农民不必交纳地租，人人粮食有余，为要购买日用生活品，大家便将米出粜；（3）农民骇于“会剿”声势，大家怕谷子被敌人抢去，所以贱卖米粮，求得现利。因此米的市场上形成供过于求，粜者多籴者少，米价便因此而跌落。此外，尚有一个原因，便是：（4）各处粮食不能调节，多者多，少者少，以致米价高低各处不同。

《通告》向闽西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提出了应对办法，以解决当前面临的困难：要开办县农民银行、区借贷所，办理低利供贷，打破高利贷剥削；县区政府要筹集基金，在市场上高价收买粮食，然后根据粮食短缺实情及时投放销售或转运；要鼓励农民创办生产、消费、信用等合作社并发行纸币、流通金融，以减轻商人的剥削，使农民的利益归于自己；将无田耕者转移到地多人少的乡村；不再提高工人们的工资，要使他们理解，米价下跌实际上已相当于提高自己的工资，农民、工人要彼此协助，以便控制日用品价格不上涨；救济失业工人，将他们安置到乡村和赤卫队中；宣传、讨论“剪刀差”形成的原因，让工人们明白“剪刀差”的后果，工人阶级要在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取得农民的信任，农村经济发展了，工人才有工做。

《通告》发出之后，闽西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纷纷响应中共闽西特委的号召，各类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在闽西红色土地上破土而出。此时，各信用合作社都已开始发行一定数量的低值货币，用以解决农民的资金困难。

1929年10月2日，《中共上杭县委会对上杭县第一次工农民代表会议的提案》指出：“为维持各地粮食起见，凡粜米者须得乡政府粜米证，不得自由多粜，致现时米多跌价，以后米少饥荒”，“商家贩运米谷，价格不可限制”，“船只货物来往各地，政府予以保护”，“不向商家筹款”。针对信用社货币问题，中共上杭县委在提案中专设了“合作社问题”，要求各乡政府应宣传合作社的作用和办法；各级政府应切实保护合作社，追收欠账及惩办侵吞社款者等。

此外，苏维埃政权也在上述措施之外广开渠道，充分发挥在白区工作的秘密支部的作用，建立地下交通线，向苏区运送紧缺的盐、药品、日用品等，以保证苏区的物资流通和贸易正常进行。

经过上述努力，闽西苏区的“剪刀差”有所缓解。1930年2月22日出版的第78期《红旗报》刊登了定龙撰写的《闽西工农兵政府下的群众生活》：“现在各乡都有群众集股开设的消费合作社。工农必需的油盐等货，群众自己采买，不受内地商人的剥削。此外还组织了各种生产合作社，工人共同经营，共享权利。”“多数区政府开办了信用合作社（即农民银行），苏维埃下的群众，有正当需要（用在农业或工业上），可向政府供货，至多只取一分的利息，打破了高利贷的剥削。”

闽西各地各级苏维埃政权努力消除“剪刀差”问题，但因政策的不完善，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对此，1929年11月2日的《中共闽西特委通告（第十三号）——中共闽西特委第一次扩大会的精神与闽西党目前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对剪刀现象问题的策略”，决定适度采取措施，予以纠偏。

建立闽西工农银行，探索发展苏区金融

1930年3月18日到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召开。会议通过的《经济决议案》提出，要保护纸、木、烟的流通，设法输往白区，吸引苏区外商人，组织这三类特产合作社，维持外来必需品的输入，鼓励商人办货，解决他们的困难；调节粮食的产销，办米合作社，不限定米价；颁布《纸币条例》，将合作社的管理置于法律之中；明确了信用合作社为纸币发行机关，规定了发行纸币的储备金，发行面值为一角、二角、五角三种。

信用合作社通过发行纸币，促进了苏区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苏区在不断扩大，而信用合作社却依然各自为营、各自发行纸币，纸币使用范围小且分散，独立核算，金融不统一，因而流通受到了限制，信誉受到影响。建立统一银行的需求日益迫切。

1930年9月2日，“闽西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在《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提出，要“统一财政”，建立工农银行，消灭高利贷，集中现金发展社会经济。

同月，闽西苏维埃政府颁发布告第七号，全文如下：

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七号

——关于建立闽西工农银行

为布告事，闽西自从土地革命胜利，赤色政权建立后，社会经济已日渐发展，可是目前敌人经济封锁致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很大阻碍。因此，大会决定设立闽西工农银行，调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现已推举阮山、张涌滨、曹菊如、邓子恢、蓝维仁、赖祖烈（长汀推举一人）七人为银行委员会委员，阮山为主任，成立筹备处，着手进行。银行资本定二十万元，分二十万股，股金以大洋为单位，收现金不收纸币，旧银器每两折大洋陆角，金器照时价推算。限期九月内募足。募股办法是：各级政府、各工会、各部队组织募股委员会，县委会五人，区委员会三人，各工会、各部队三人至五人。除向工农群众招募股外，合作社每资本百元至少应买票十元，粮食调济局每资本百元至少要买票二十元（先交半数，十二月交清），各级政府、各工会及各机关工作人员，每人至少应买股票一元。除将章程公布外，务须全闽西群众踊跃入股，以策进行，此布。

附闽西工农银行章程：

1.名称——闽西工农银行。

2.地点——总行设在龙岩城，分行设在各县政府所在地，并在各乡区政府附设代理机关。

3.任务——调济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

4.营业——存款、放款、汇兑、买股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铜片、兼营储蓄事业。

5.资本——总定额二十万元，分作二十万股，每股大洋一元，一次收清。

6.股票——用无记名式，分一股一张，五股一张，十股一张三种。

7.组织——如下表：

8.职权—（1）由闽西政府选派七人组织银行委员会，执行下列任务：1、计划一切银行事宜。2、任免并监督银行主任及各科科长。3、审查银钱账目〔及〕各预算决算。

（2）由委员会选派主任一人，统管银行一切事务，直接对委员会负责。

（3）由委员会选派秘书一人，会计科长一人，司库一人，分别管理各科事宜，直接对主任负责，间接对委员会负责。

（4）其余工作人员，由主任及各科科长斟酌选出并指挥之。

9.利息—放款月利百分之零点六，定期存款半年以上者，月利百分之零点四五，活期存款月利百分之零点三，每一周年复利一次。

10.红利之支配——逐年赢利，以百分之二十作公积金，百分之二十奖励工作人员，百分之六十归股东照股摊分。

11.本章程之增删或修改，由银行委员会决议执行之。

主席团：张鼎丞、曾牧村、陈楚民、邓子恢、简祥明、张载荣、郭滴人、范乐春、张世昌。

该章程规定了银行的组织机构与决策机制、股东的权力、行长的产生、各科的责任。布告中长汀推荐的人，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为黄维仁。

闽西苏维埃政府制订的这份银行章程，是中国共产党主导的红色金融史上首部“银行法”，开创了中国革命金融法制的进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管理股份制银行的序幕。

1930年9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召开经济、财政、土地委员会联席会议，并在决议案中讨论了工农银行问题：

1.通令各级政府禁止私人收购首饰银器，在赤区收买者，处以十倍之罚金，出口者处以死刑。2.私人向银行借款，由信用合作社代理。3.商店向银行借款，规定月利一分，即1%。4.银行将按照下面分配而活动：（一）存库不动的现金30%；（二）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三）投入各种合作社25%；（四）社会市面流通13%；（五）社会保险7%；（六）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5.龙岩杂洋与光洋一样价格，值时洋十八毛，纸票照旧十七毛半。

闽西苏维埃政府与筹备处多次进行细致研究并召开筹备会议，决定为闽西工农银行配备十余名职工，由阮山任行长，曹菊如任会计科长，陈寄今任出纳科长，赖祖烈任营业科长兼秘书长。

1930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当天，闽西工农银行在福建龙岩县城下井巷原“彩昌店”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开业仪式。

开业前，工农银行从龙岩东街东碧斋印刷厂调来了一台石板印刷机，请来两名工人到银行二楼，赶印工农银行暂用币一元纸币三万元，但还是赶不及。开业那天，实际上只是募股。银行开业吸引了很多群众，里里外外非常热闹。一年来，苏维埃政府努力消除“剪刀差”，苏区工农大众看到自己美好的日子有了期盼，发自内心地怀着对苏维埃政府的爱戴，将自己的金银与首饰等抵价入股。

1930年11月2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通行闽西工农银行纸币》布告：“为使金融便利流通，特先印暂行纸币三万张，每张一元，与光洋同价，自布告之日起开始通行。”闽西工农银行用道林纸印刷纸币，面额为一元，辅币二角、一角。1931年发行新版，版面由绿色改为红色，仍然保留“暂用”字样。

后来，时任会计科长曹菊如回忆说：“纸币开始流通时，不少人不愿意使用，有的人收到纸币立即到银行兑换银元。银行为保证信用，凡来兑者，不论兑多兑少，均以兑给，还随来随兑，并保持着纸币与银元一比一的比例。”闽西工农银行的这种做法，使工农群众普遍感到放心，纸币在苏区内便有了很高的信誉。因携带银元笨重不方便，人们更愿意使用纸币。从事贸易的商人，甚至以“贴水”（倒贴补差额）的方式到闽西工农银行用银元兑换纸币。1931年11月，工农银行在长汀举行周年纪念。银行将金条银元分别垒成金塔银塔，展示一个星期。人们还没有见过如此之多的金条白银，更加坚定了对工农银行的信任。

在募股方面，闽西工农银行计划第一期募股12万元，向各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募6万元，群众、商人认购6万元。开业募股只占1/10。在向各县、各区募股时，股金纷纷被财政紧张的地方苏维埃政府截留、挪用，用以缓解地方财政困难。与初期有些地方信用社不使用工农银行纸币相仿，闽西苏维埃政府初建时期，地方本位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工农银行的募股进程。1931年1月5日，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签署《闽西苏维埃通告第十三号——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闽西银行纸币》，批评有些地方政府合作社没有兑换、使用闽西工农银行纸币。

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1930年12月15日，龙岩县城陷落，闽西工农银行跟随闽西苏维埃政府机关搬到龙岩大池；次年1月，迁往永定虎岗，设在“德和店”；8月上旬，虎岗失守，工农银行随机关迁往上杭白砂；9月中旬，红军重新攻克长汀，10月23日，闽西工农银行搬迁到汀州兆征路144号办公营业。工农银行疲于奔波，不能开展原定的业务，第一期募股计划受到很大影响。在迁移中，银行充实、调整各县募股委员会，调查信用合作社基金与募股中因各县财政紧张而被截留的资金，进行第二次募股。

1931年迁址虎岗时，工农银行印制了第二版纸币，并计划发行五角辅币。但因中共中央上海局遭特务破坏，工农银行派往上海的制版人员杳无音信，下落不明。很久之后，五角版由另一个人带回。出于谨慎，工农银行始终未启用此印版。1972年冬，长汀四都楼子坝林场工人垦荒时，曾发现这块工农银行五角的印版。后经专家鉴定，它并没有使用过的痕迹。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金融实践，工农银行成立之初，工作人员都没有金融管理经验，也没有银行的规章制度可以参照。在会计与出纳方面，由会计科长曹菊如在实践中探索、制订出收款单和付款单制度，这是现代银行所用传票的雏形；在记账方面，他们参照并改进中式账簿和旧式记账方法，以及商店的记账方法，耦合了复式簿记原理，建立起整套银行账务管理模式。后来，毛泽民来到工农银行，了解银行账务管理的艰难实情后，便托人从广东买了本《银行簿记实践》，交由工作人员学习研究。据此，工农银行初步获得了现代银行业会计、出纳、运营等管理制度。就此而言，工农银行为国家银行的建立进行了人才与技术储备。

闽西工农银行建立之后，主要开展存款、放款、汇兑、买期票、买卖金银、发行纸币、铸造硬币等业务，兼营储蓄业，但因时局与人才的制约，许多业务并未实际开展起来。主营业务围绕“发展社会经济，实行低利借贷”这一中心目标，因地制宜地开展借贷，并严格规定贷款月利与活期、定期存款利息。

国民党政府封锁下的苏区，真金白银严重匮乏。闽西工农银行为了增强纸币的价值，在实行银行本位为主要体制的同时，也实行商品为辅的货币价值体制。根据1934年11月10日银行留存的第五号《日计表》测算，金融资产包括了重纸、白盐等重要物资资产共有6991.3元，占金融资产总额9.75%，占基金15.4%，这些物资凝结着一定劳动时间的价值量，具有相当的物质价值。银行推销这些重要商品，低于市场价格出售，便于回笼货币、提高纸币信用。因此，闽西工农银行的纸币既是银元，又代表着商品。据第二任行长赖祖烈回忆，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红五军团攻打漳州时，所需的军粮都由工农银行筹集供给。

为维护工农银行纸币信用，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公告，施行工农银行纸币与大洋同价、白区纸币照大洋价减低四折政策，逼迫非苏区纸币退出苏区。新生的红色政权开始运用价值规律和金融政策，以此驱逐劣币劣钞，并严格控制发行数量，稳定了闽西苏区的货币流通，从而在闽西苏区逐步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货币金融体制。

闽西苏维埃政权摧毁了当地国民党政权的国家机器，而闽西工农银行则摧毁了当地国民党政权的金融制度。工农银行逐渐完善的经营模式和金融制度后来为中央苏区、延安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金融建设提供了宝贵的金融理论和实践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民政权灵活借助物资调度和“人民币”投放，及时有效地根治国民党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人民币”迅速占领市场，国家金融、物价得以稳定。

保障苏区经济供给，呈现共和国金融萌芽

工农银行在初创时期几经搬迁，影响募股。尽管资金短缺，但是银行还是千方百计拿出一部分资金，投资对农业经济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各类合作社，支持发展粮食生产，支持工业发展，保障闽西苏区军民用品的需求。在永定，工农银行帮助当地利用资源优势开办石灰生产合作社，除了本地使用之外，还通过汀江水运支援上杭、广东大埔，并挑往龙岩供建筑与造纸用；开办“耕犁合作社”“农具合作社”解决农业生产的耕牛、农具、肥料等实际问题；在长汀，银行从资金上支持成立贸易公司，克服困难，开展对外贸易；长汀中华织布厂有300名职工，100台织布机，月产棉布18000匹，在银行的支持下，缓解了苏区军民用布；向汀连南阳铸铁合作社投资，制作农具与铁锅，缓解了农具短缺的状况，保证生产，解决了群众日用品的来源。造纸业是闽西主要经济之一，银行向造纸企业发放贷款，扩大纸张生产，解决了苏区各种类型用纸的困难；资助长汀熬盐厂、斗笠厂、印刷厂、红军被服厂、闽粤赣军区兵工厂等企业。长汀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非常繁荣，有“上海广州不如汀州”之说。工农银行在长汀设立了熔银厂，将收购的银器熔解提炼，提高银的纯度，用铸造的银饼以及产品到白区购买苏区紧缺的药品、煤油、布匹、食盐等物资。后来，在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闽西工农银行将库存的所有银饼交给国家银行。

闽西工农银行为了冲破国民党政府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努力将贸易业务发展到白区。他们在长汀水东街设立了营业部，从资金上支持苏维埃政权所设立的“中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帮助公司将纸张、木材、钨矿出产销往白区；甚至奇迹般地与“围剿”苏区的国民党第19路军达成物物贸易，用钨矿出产换取对方的棉布、药品，间接瓦解了第19路军对苏区的“围剿”。银行鼓励商人将苏区的物资卖到白区，购入苏区紧缺物资，从而打破了敌方的经济封锁。

曹菊如回忆说：“闽西地区在收割季节，稻谷上市集中，谷价下跌，农民只好低价出售；到青黄不接时，谷价上涨，缺粮农民只好借高利贷买粮。为了帮助农民解决‘谷贱伤农’和高利贷的剥削，银行帮助各县建立合作社，向粮食调剂局和粮食合作社发放贷款，在收割时以较高价格买进粮食，缺粮时按原价九五扣卖给农民，安定了农民生活，发展了农林经济。”在闽西苏维埃政府领导下，工农银行用自己初步形成的金融管理理念，为农民着想，维护农民利益，运用金融手段，医治了这个顽疾。同时，工农银行也以扶贫助困为己任，通过互济会，救济被军阀摧残、劫后余生的农工群众，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闽西工农银行既从事传统银行业的储蓄与贷款业务，也摸索创新业务。他们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代理财政工作，集中各种资金，统一财政收支，确保政府资金的正常动作。政府、军队、机关、团体的没收款和捐款都交到银行，作为财政存款。这种做法，实际上等同于现代银行代理金库制度。银行货币不用于政府开支，只在财政紧张时才用现金临时周转。这有效保证了银行纸币始终具有高度的信用。在此，工农银行始终将调剂金融、保存现金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为国家培育金融人才，新中国惦念老区人民

1931年11月7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同时，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任命毛泽民为行长。遵照中央指令，闽西工农银行停止募股。根据1934年11月10日工农银行的《日计表》所显示，闽西工农银行两次募股金额为：45316.75元。

毛泽民非常赏识会计科科长曹菊如的银行管理才干。1932年初，曹菊如被调去筹建国家银行。曹菊如根据已掌握的银行管理知识和闽西工农银行的业务经验，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的章程，起草国家银行的章程，制订国家银行的业务范畴，建立银行的各种账簿和单据。1932年2月1日，国家银行正式开业，曹菊如任会计科科长。1930年11月在东固银行基础上建立的江西工农银行，1932年4月改称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江西分行，福建省也建立分行。因为闽西工农银行是股份制银行，所以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予以保留。两家银行进行了分工：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负责代理金库，收税款与从土豪那没收的金银，从资金上支持闽西工农银行；闽西工农银行主要业务是管理支持信用合作社，支持农业与工业的建设与发展。因闽西工农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在苏区信用非常好，因此，国家银行成立后，它继续流通了很长时间才逐步被收回。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延续着此前的管理经验与运营模式，六名工作人员中，三人来自闽西工农银行。所开办的业务与闽西工农银行相近，包括建立分行、支行、兑换处，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发行公债等。在毛泽民的领导下，国家银行采用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筹集资金，建立国家金库，整顿税收，建立财政，培训金融干部，努力打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经济。国家银行参照闽西工农银行经验，积极探索金融管理体系，为中央财政部建立各种管理制度、财簿表格。曹菊如无论在闽西工农银行还是在国家银行，都始终强调“要做到币值的稳定，就必须有保证稳定的手段——充足的物资”。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闽西工农银行一直坚持记账、营业。银行员工冒着危险走村入户结清存款、收回纸币，用生命呵护着银行的信用。到11月10日，闽西工农银行保存的账册记载金额为666.615元，主要来自国家商店与粮食局，还另有未分红的股东款5685.67元。1935年春，中共福建省委被打散，闽西工农银行才将账簿、设备、资金埋藏，停止股东分红发放，结束自己的使命。

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维护党的金融信用，1952年经中央和福建省人民政府同意，对闽西工农银行发行的纸币以及股东所持有的原股金收据或股票，中国人民银行皆按银元的牌价进行收兑。

闽西工农银行是在中国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由闽西工农群众、各级苏维埃地方政府参股的第一个股份制银行，工农群众参股占50％。从成立之日起，积极发展苏区金融，支持苏区发展经济，支持土地革命，是影响极大、极深远的红色金融机构。闽西工农银行在发展历程中探索出比较科学、完整的银行管理制度，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早期金融管理经验与货币发行经验。闽西工农银行在各县设立分行，各区、乡设立代办机构与信用合作社，有数百人参与金融管理，培养起一支精干的人才队伍。这些金融人才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建设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初期的金融建设中起到重要的支柱作用。他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代优秀金融管理人员，他们的成长也为国家培养了早期金融人才。

后来，邓子恢由闽西工农银行委员会委员，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曹菊如由闽西工农银行会计科科长，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副行长、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赖祖烈继阮山之后，于1932年任闽西工农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务院财政秘书等职。金库管理员曹根全，1932年调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陕北曾任西北银行科长兼银行印刷厂厂长，陕甘工委财政部长，东北银行嫩江省银行行长、吉林省银行行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党组书记、行长，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行长。

闽西工农银行为新中国国家银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先期贡献，成为共和国的金融摇篮。

(感谢福建省龙岩市现代金融史专家叶冠先生接受采访与提供珍贵资料)

主要参考资料：

1.《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资料摘编》（六），《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斗争史》编写组，1978年1月编。

2.《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龙岩地区行政公署文物管理委员会，1983年5月编。

3.郑学秋、江生尧：《金融先驱曹菊如》，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

【作者：钟建红 来源：《炎黄春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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