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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首页智慧城市概念提出(智慧城市概念)
智慧城市，起源于传媒领域，是指利用各种信息技术或创新概念，将城市的系统和服务打通、集成，以提升资源运用的效率，优化城市管理和服务，以及改善市民生活质量。
智慧城市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中各行各业，基于知识社会下一代创新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实现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深度融合，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实现精细化和动态管理，并提升城市管理成效和改善市民社会质量。
智慧城市概念最早由IBM公司于2008年提出，认为城市主要由组织（人）、业务/政务/、交通、通信、水和能源6个核心系统组成，并协同运行的宏观系统。2009年，迪比克市与IBM合作，建立了美国第一个智慧城市。
迪比克市利用物联网技术，在一个有6万居民的社区里将水、电、气、油、交通、公共服务等各种城市公用资源连接起来，监测、分析和整合各种数据，智能化响应市民的需求，提高服务水平。
另外，迪比克对所有住户和商铺安装数控水电计量器，其中包括低流量传感器技术，防止水电泄露造成的浪费。提升搭建综合监测平台，及时对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和展示，并向个人化企业公布信息，促进城市的节能降耗。
目前智慧城市已经从1.0时代进入到了3.0时代。智慧城市1.0时代：是以技术为驱动，核心是信息化，但是不同技术、不同领域是相对分割的，不能实现数据的横向打通和交换共享，实际上是智慧城市碎片化应用。
智慧城市2.0时代：2.0时代的核心是平台化。随着新一代技术革命的到来，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的广泛应用，智慧城市已经逐渐发展成为集多行业、多需求、数据融合共享的场景式应用，典型的场景应用模式为，互联网+政务。
智慧城市3.0时代：3.0时代的核心智能化。海量的政务数据和社会数据被实时汇聚、共享和在线计算，衍生出新的需求和解决方案。
在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智慧城市的发展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可以说智慧城市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根据德勤发布的《超级智慧城市》报告，全球已启动或在建的智慧城市已经达到1000多个。
拥有10个以上启动或在建智慧城市的国家和地区分别为：中国、美国、欧洲、印度，然而，从在建数量上看，中国数量最多，达到500个，位于世界第一位。
智慧城市建设包括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以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技术创新层面的技术因素；二是在知识社会环境下逐步孕育的开放城市创新生态，是社会创新层面的社会经济因素。
在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情况下，建设智慧城市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和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也是提高中国综合国力的战略选择。
城市化是未来全球的发展趋势
未来，智慧城市将成为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全球约有5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预计到2040年，这一数字将上升为65%。据估计，每周有130万人迁入城市。1975年，全球仅有3个特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纽约、东京和墨西哥城，如今全球已经有21个特大城市，预计到2025年将达到29个。
数据显示，排名前600的城市中心，创造了全球约60%的GDP，城市消耗了世界能源的60-80%。
如果城市人口持续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城市病”的产生，出现交通拥堵、废水废气增加，以及电力和天然气等能源短缺，缺乏必要的医疗保健和大量垃圾的溢出等诸多问题。
智慧城市综合运用多种信息技术，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其中物联网是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智慧城市通过运用这些技术，围绕社会生活各领域开发了许多智能应用系统，包括智能交通、智能安防、智慧医疗、智能家居等。
从而解决交通拥堵、提供平稳、舒适的交通，消除对新建道路的需求。例如水管网可以识别漏水等异常情况，从而实现最佳维修和更换，同时可以解决城市公共安全等城市病等问题，优化城市运行效率。
智慧城市全球发展状况
1、智慧城市投资领域：支持技术、建筑和施工、能源以及水和废弃物管理。
2、据估计，到2026年，智慧城市可以产生20万亿美元的经济效益。
3、利用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城市，可以在20年内将能源效率提高30%。
4、根据经合组织提供的数据，欧盟通过服务数字化，降低了85%城市的运营成本。
5、根据延世大学智慧城市发展指数，33%的城市为公共交通提供APP或基于网络的智慧城市服务，23%为文化和旅游提供，8%为城市管理服务提供。
6、根据IMD智慧城市指数，世界前三大智慧城市为新加坡、赫尔辛基和苏黎世。
7、全球顶级智慧城市政府是新加坡、首尔、伦敦、巴塞罗那和赫尔辛基。
智慧城市应用实例
新加坡的智能交通解决方案：新加坡于1998年成为全球第一个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智慧城市，2020年，新加坡被评为最能接纳自动驾驶汽车的智慧城市，计划于今年推出自动巴士车队。
纽约：纽约已经在10000个城市十字路口安装了摄像头和传感器，目的是投资联网基础设施和自适应信号。该市还部署了联网车辆试点计划，旨在用于实施V2X计划，以实时改善安全A和交通管理。
伦敦：伦敦于2020年推出了智能移动生活实验室（SMLL），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测试平台，SMLL可以为联网和自动驾驶提供5G连接。根据SMLL倡议的移动运营商O2的说法，这能够实现以下目标：
1、将驾驶者花在交通上的时间减少10%；
2、每年节省8.8亿英镑；
3、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7万吨。
巴黎：自2010年首次实施智能解决方案以来，巴黎交通死亡人数下降了40%。巴黎计划投资1亿欧元用于联网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交通基础设施，目前巴黎正在用电动汽车更换整个巴士车队。
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将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应用场景，包括无人驾驶、AI医疗、无人工厂等。在人工智能的推动下，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将逐步进入普及和深入发展阶段，在此基础上，各种新的技术手段也将彻底融入到百姓的生活之中。
结语
智慧城市已经成为新时代下，未来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突破和深入发展，智慧城市将会给城市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一场智能化变革，与此同时，也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国家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指出，“分级分类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建设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
纵观智慧城市的发展，2008年底，智慧城市概念诞生。2009年开始，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和发展正式拉开了帷幕。智慧城市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非常广泛，但核心主线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升城市服务品质。客观地看，中国这些年来智慧城市发展历程的探索，仍然只是一个起步阶段。
三大核心问题有待解决
缺乏对智慧城市理念、内涵的科学统一认识；缺乏有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缺乏可持续性的动力机制和长效的运营发展模式。
智慧城市的理念和内涵极其宽泛，实际上其中很多的核心问题，例如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真正破题的依然很少。总体来看，智慧城市在深化发展中面临三大核心问题。
第一，缺乏对智慧城市理念、内涵的科学统一认识。很多人仍然站在不同的视角看智慧城市。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有人看到的是数字政府，有人看到的是城市治理，有人看到的是新基建，有人看到的是惠民服务，有人看到的是产业经济，有人看到的是5G、区块链……那么，智慧城市的理念和内涵到底是什么？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到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在智慧城市重点方向的表述上，采用并完善了笔者提出的“五化”表述，扩展为“六化”，即信息网络宽带化、基础设施智能化、规划设计数字化、公共服务便捷化、社会治理精准化、产业发展现代化。2016年之后，国家提出新型智慧城市概念，强调以数据为驱动，以人为本、统筹集约、注重实效，信息共享方式从运动式向依职能共享转变，推进方式逐步形成政府指导、市场主导的格局。
未来10年，智慧城市的内涵将从信息通信技术为主融合跨界到政治、法律、管理制度、流程规范中，并从这些方面得到支撑和保障。由此可见，随着智慧城市建设的深化和发展，对于智慧城市的理念和内涵的认识也将随之逐步深化。
第二，缺乏有效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理论和方法。通过13年的发展，大家越来越认知到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复杂巨系统。
过去电子政务是以中央部委和各个地方的部门为单位来开展建设。2002年定义的“两网一站四库十二金”系统，就是以中央政府的十二个纵向条线的垂直系统来建设电子政务。今天，智慧城市是以城市为载体，横向进行的一种建设。过去纵强横弱，今天智慧城市要做到横也强，要横向畅通，涵盖城市所有角落、每个部门、每个区县。不能简单说税务做好了、城管做好了，就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是一个全局优化工程，要站在城市全局维度上实现全局最优、经济最优、治理最优、民生最优、产业最优，但每个部门和局部可能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全局最优不等于局部最优的组合。要实现整体最优，需要在各个部门之间进行利益重组，特别是以数据和信息为代表的利益、权利、资源配置重组，需要复杂的、系统的理论和方法。
第三，缺乏可持续性的动力机制和长效的运营发展模式。目前，我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进步迅速，“云战疫”“健康码”“云监工”等成为疫情防控的“利器”，但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短板。特别是疫情之后，大家深有感触，如果只管花钱建设智慧城市，但却不管它是否能运营，是否能用智慧城市的杠杆去带动数字经济，这样的智慧城市是行不通的。
因此，智慧城市需要探索如何长效发展，优化新型智慧城市的生态，通过政府引导，鼓励政企合作、多方参与，创新智慧城市建设和运营模式，实现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可持续健康运营，着力提高民众体验的满意度。
同时，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形成数据治理、数据开发的数据安全利用机制，释放城市数据要素活力。面向数据跨地域协同的实际需求，结合我国城市群（带）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规划，将若干中心城市的先进治理能力扩展到整个区域，实现邻近区域的数据打通和业务协同，促进城乡数据公共服务的均等普惠。
“十四五”期间智慧城市的发展
需求上，智慧城市要解决真问题；使命上，以人为本，开放惠民；价值上，要追求效果导向、效益导向；品质上，平战结合，聪慧敏捷；形态上，以终为始、长效运营。
过去的20年是中国互联网产业、应用、技术不断惊艳世界的20年。未来20年，抓住发展机遇，与时代同频共振，城市智慧化将持续惊艳世界。互联网将从信息互联网、消费互联网转向产业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从“互联网+”转向“智慧+”，这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疫情就像是一场洗礼，是数字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机遇，而且完成了全中国数字化的概念普及。后疫情时代如何来推动智慧城市发展？我认为要从这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需求上，智慧城市要解决真问题、真痛点、真需求。过去，在电子政务和行业信息化方面，有很多的弱需求、伪需求。所以过去有很多的项目，往往在验收之日、竣工之日就是这个系统“开始尴尬”之时。所以智慧城市一定要变成城市生命体的一部分，然后持续地来发挥它这种对需求的适配的作用。
第二，使命上，以人为本，开放惠民。智慧城市建设要以民众的需求作为第一出发点。没有市民和企业的参与，没有来自市民和企业的需求，就没有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未来的深度设计、深入开发、深度运营，要进一步挖掘人和企业的需求，惠及大家。
第三，价值上，要追求效果导向、效益导向。过去，太多的智慧城市项目没有直接的项目效果，没有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个需要重点转变。
第四，品质上，平战结合，聪慧敏捷。智慧城市的数据，应该是实时鲜活的数据，不只是平时可以做一些可视化的展示，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些实时的决策指挥、应急管理，真正实现牵一发动全身的敏态管理。
第五，形态上，以终为始、长效运营。智慧城市如果仅靠每个部门向财政局要固定的甚至每年被削减的运营经费，这种模式一定是不可持续的。要通过智慧城市运营、数据的运营，形成产业收费、效果收费，持续拉动经济自我造血，构成内循环。
数字决定命运，智慧引领未来。智慧城市将通过更多的数据汇聚，包括经验汇聚、方法汇聚，来实现更好的感知、协同、洞察和创新，实现城市治理模式突破，产业模式突破，服务模式突破和发展理念突破，发挥智慧的真正价值。只要科学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城市一定会更加美好。
（作者：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主任 单志广，来源：中国审计报）
文丨唐钰婷
编辑丨王彬
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后，“新基建”概念彻底“火”了。
“新基建”七大领域包括：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
智慧城市建设是新基建必不可少的部分
虽然“智慧城市”并没有包含在内，但智慧城市建设却是新基建必不可少的部分。在阐述智慧城市与新基建的关系前，首先需要理解何为“新基建”。上述的新基建七大领域，出自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是目前社会认同度最高的说法。但这七大领域只是新基建的典型“代表”，并不能与新基建划上等号。
“新基建”概念首次提出，是在2018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此后高级别会议前后三次明确提及“新基建”内容。
目前，“新基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
央视国际频道给新基建下的定义是：发力于科技端的基础设施建设。
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撰文指出：“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互联网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可以发现，“新基建”的核心是科技，建设的目的在于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
中电科智慧院是中电科的直属二级单位，是中电科在新型智慧城市领域的牵头部门，参与编制了多项智慧城市相关国家标准，是负责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设计师”。
中电科新型智慧城市研究院总经理助理、技术总监孙亭告诉亿欧科创：“新基建的’新’，指的是区别于传统基础设施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或者说数字化基础建设。而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我们智慧城市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或者说智慧城市建设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是数字化基础设施。”
新基建“大展身手”的舞台
首先，从智慧城市建设说起。
“新基建”是服务于数字经济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本身就是发展数字经济。因此发展“新基建”，就是给智慧城市建设打基础。
根据《智慧城市技术参考模型》，智慧城市产业可分为：感知物联层、网络通信层、计算存储层、数据与服务融合层，以及智慧应用层。数字经济以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兴技术产业为代表，二者可谓相辅相成。从本质上来说，智慧城市建设的内容，就是数字经济。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要得到高质量的发展，离不开“新基建”的完善。
中电科智慧院孙亭告诉亿欧科创：“智慧城市建设的三个重要目标是：推动社会治理、民生服务和企业发展。”在实现这三个目标的过程当中，需要信息化系统和智能设备的支持，而系统和设备的稳定高效运行，就离不开5G、人工智能、大数据中心等“新基建”的支持。
其次，从“新基建”的建设目标来看。
新基建之所以称为“基建”，而不称为“科技产业”，是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服务其他产业，做其他新兴产业的“基础设施”，而不是“自成一派”。而智慧城市就是“新基建”最大的服务对象。
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从以铁路、公路、水利工程等传统基建项目中就可见一斑。
“要致富，先修路。”没有铁路、公路，就没有人口的迁移、资源的交换，就没有快速的城镇化，也没有经济的腾飞。我们关注的“春运经济”、出行服务、物流……这些为经济带来巨大增量的产业，无一不得益于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但我们现在已经很少再关注“修路”的情况。
同理，虽然现在“新基建”概念备受关注，但无论这一概念多么“火热”，它未来都将走上传统基建的路——成为其他新兴产业的“基石”。因为技术发展本身无法产生经济价值，只有与产业相结合，助力具体产业的发展，其价值才能凸显。
而智慧城市是“新基建”的首要服务对象。
一方面，智慧城市是对新兴技术需求最大的领域之一。根据IDC发布的《全球智慧城市支出指南》，今年全球智慧城市相关技术支出预计将达到约124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18.9％。其中，中国市场支出规模将达到266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定义宽泛，几乎涵盖了各行各业。以新基建中最具代表性的领域5G为例，5G的相关应用包括AR/VR、数据高速传输、车联网等，而这所有的应用，都与人的生活与工作息息相关。
AR/VR不仅可以用于娱乐，还可以用于安防、工业生产等场景；数据高速传输能解决高清视频传输、人工智能云端应用等问题；车联网则能够有效解决当前城市交通的问题。
再以人工智能为例，目前人工智能的“买单方”依然以政府单位为主，而政府单位使用人工智能的场景，则是安防、交通、政务等智慧城市的典型场景。
总的来说，“新基建”是短期稳增长的重要抓手，长期调结构的重要方向，因此当下备受追捧。参考传统基建的建设情况，“新基建”的建设浪潮也将持续多年。但只要是“基建”，扮演的角色都是“绿叶”，就像公路、铁路一样，未来将作为其他产业的支撑存在，甚至会逐渐被忽视。
但在“新基建”之上发展的智慧城市不同。智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产业集群，是传统产业信息化、智慧化，以及新型技术产业化发展的交汇点，将伴随城市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在提及“新基建”的时候，不应该忽视未来那些踩在新基建的肩头上摘苹果的领域，因为“基建”的项目可能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改变，但智慧城市这样巨大的产业不会消失。
每经记者：吴林静 梁宏亮 每经编辑：杨欢
4月22日，习近平在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中提到：“2000年我在福建工作时，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经过多年探索和实践，福建在电子政务、数字经济、智慧社会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18年后，这一决策的范围扩大到全国。
在近日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表示，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就在刚刚，习近平又在武汉强调，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国之重器必须立足于自己。下一步科技的攻关要摒弃幻想，靠我们自己。
当“数字中国”的战略布局落到全国600多个城市，城市成为信息技术应用试验场，一个个初步完成数字化、正迈向智能化的城市组成了“数字中国”。随着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市”应运而生，还带着解决城市建设与管理中问题的使命而来，目前，国内有41%的城市设立了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概念提出，到实际践行差不多十年，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呼吁打破“数据孤岛”，是否有法律能够支撑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当信息基础设施像水、电、气一样成为公共资源，政企共建的边界又在哪里？信息技术是否真能如愿解决现实空间的矛盾？
郭仁忠
冯奎
4月22日-24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地理信息工程专家郭仁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二位重磅嘉宾做客 “城市相对论”第4期，深度讨论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特点与痛点。
硬骨头一：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问题
“有些问题信息技术可以解决，有些还要回到现实当中”
城市进化论：前不久，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在您看来，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迎来哪些历史机遇？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郭仁忠：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有契合点。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信息通信技术刚好来到了爆发式增长的机遇期。这使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能比较好地利用最新技术支撑城市的发展。
比如最新公布的雄安新区规划，有相当一部分考虑了信息化技术应用。可以设想，假如雄安新区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城镇化的区域，再来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本必然会提升，效果也会打折。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城市发展迎来的窗口期正好与新技术发展吻合，这是我们的独特机遇。
很多专家都有这么一个观点，信息化发展，大不等于强，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的特点是颠覆性大于继承性。一旦新的技术研究成功，很快就会成熟并快速占领市场，对老技术不是改善，而是直接的革新与颠覆。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如果我们研发出了新的技术，就可以对既有技术、原有市场实现颠覆。从这个角度讲，原有的基础格局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所以，原创技术在新的信息化建设中，显得特别重要。
谈到紧迫性，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核心技术。我们的市场虽然大，但核心技术用市场是换不来的。虽然我们也有钱了，但核心技术用钱也买不来，别人可以不卖给你。无数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技术，还是自己要研究，哪怕比别人差一点，但至少不会被别人“掐到脖子”。有产品能够顶替上去，问题才能解决。
城市进化论：信息化与城镇化相互簇拥着前进，城市是最小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实践单元。近期举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设置了专门的“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此前还有“数字城市”的提法。如何理解这些概念，“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冯奎：这几天，大家一直在热议数字中国。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刚刚发布，数字雄安也是热词。
“数字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数字”一词更实，是基础。1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讲数字，埋下了种子和基因，到今天我们热议数字，意味着数字城市的传承与新跨越。它既包括了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全覆盖的数字标识体系、汇聚城市数据和统筹运营管理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地下空间信息管理等，也包括了城市的数字产业自身发展。数字城市所强调的，是技术路径、是工具、是手段，它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
“智慧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落脚点在城市上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功能发展的高水平、新状态。智慧城市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要求，但强调用信息技术使得城市在满足我们需求时更加聪明、更有效率。智慧城市覆盖方方面面，是城市进化的大方向。
那么，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数字是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数字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工作路径。高度数字化的城市一定是高度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目标，数字化是主线，这是我的理解。
郭仁忠：总书记18年前提出了“数字福建”，应该是最早提出此概念的省份。后来，很多专家学者提出，要建设数字城市。我个人觉得，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之间，有继承性关系，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两者都是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管理当中的应用。信息化的应用大概分三个阶段：首先要数字化，这是基础，信息技术没有数据就谈不上数字城市；然后是网络化，就是实现互联互通，相当于桥梁；再逐步走向智能化。从独立操作、独立运行的单机系统，到后来的企业级解决方案，如今以城市为单位，就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个人理解，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单元中实现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应用，是数字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但这个阶段和过去不同。我们提数字城市建设时，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互联网也刚开始起步。现在，基于“万物互联”，以“大数据”做支撑，计算能力也不同以往，这才支撑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城市信息化迈上了新阶段。
我想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的问题。现在提智慧城市，主要是想通过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城市建设和运行当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用信息技术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些问题在网络空间还解决不了，还得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
比如城市拥堵问题。借助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辅助，我们可以进行路径优化选择，让通行更流畅。但它其实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为什么？拥堵情况下，我们选择的路径，往往比正常路径更远。这意味着技术虽然能解决了时间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增加了整个交通流量。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交通资源的科学配置。所以说从本质上讲，智慧城市既是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解决问题，也是通过信息通信来发现问题、诊断问题，来模拟解决路径，优化城市建设。通过模拟、仿真等各种手段优化城市规划，把出行距离、老百姓平均出行时间缩短，那它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总体而言，我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出了问题，我们用新手段去解决；即使没有出现“城市病”，也可以用新技术来优化。最终让城市建设更科学更合理，运行效率更高、更宜居。这是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硬骨头二：都知道数据好，但数据开放缺乏法律支撑
“要界定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城市进化论：经过这么多年探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到什么阶段？
冯奎：从发展现状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从初步熟悉到系统把握智慧城市的内涵；其次是从条块状态的应用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的推广；第三，是从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到更加侧重丰富的智慧应用；此外，是从政府为主的投资到各类主体探索形成商业模式；最后，是从静态的顶层设计到探索采用演进式规划。
郭仁忠：我先用一句话概括——建设智慧城市的共识已达成，目标也非常明确，路径正在探索，成果也在不断涌现，效果也已初步体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有不同做法，也应该有不同做法，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社会各界都认为应该坚持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充满了向往。但究竟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晰。
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全部想好了再动手，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城市，每过10年、20年要重新做一次规划。因为城市发展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世界上没一个城市是把规划做好了然后再建，然后建完就不动了。城市就像人一样不停在成长。三岁时做衣服不能一直穿，个子在不断长大，需要做新的衣服来穿。城市工作也是如此。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做规划，就像人长高后不断换新衣一样。
但这个规划要做得适度。三岁小孩穿不了十岁孩子的衣服，太超前。规划很超前就意味着成本高、不适用。比如一个城市规模尚小时就把地铁修好了，它的运营成本就高。有人会说，这么拥挤了才修地铁，为什么不早修？早修运营成本高，经济支撑不了。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因为有新技术产生，它会颠覆老技术，产生新的灵感，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信息化。
城市进化论：智慧城市的建设要迈入下一程，您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郭仁忠：从现状来看，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不是不会做，真正的障碍还是数据问题。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呼吁要开放数据。我们也做了研究，关于城市的数据是很多的，政府并不拥有所有的数据，也只拥有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政府为市民服务的过程，来自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还有数据在企业手上，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社交，在淘宝上购物、交易。
但是，反过来想想，这些数据是谁的？比如说手机信令数据是不是归运营商所有?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需要法律来回答，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能回答。做数字中国也好，要建智慧城市也好，数据的（归属权）问题不解决不行，法律上不能滞后。所以我个人理解，数据开放不是说哪一个政府或者企业有没有魄力来开放，而是少一个法律支持：怎么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开放到哪一步？开放给哪些人员使用，可以使用到哪一步？
现在有时候是不敢开放。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城市模型，分析城市人流、交通流，运营商的基站数据是最好的。如果有了手机移动信号的数据，建模、分析没有问题，但是运营商不敢提供给我们，即便是做研究。问题就来了，哪些数据的挖掘应用是合法的？例如，挖掘别人的隐私就应认定为非法。因此，要界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开放数据，我认为不仅是政府要开放，企业也要开放。数字经济，数据就是原材料、生产要素，相当于土地，有数据才能做加工、才能出产品。其次，土地也有土地管理法，没有法律支持，没人敢开放数据，连政府部门内部都不敢打通。
冯奎：这个问题越到深处，就越是数据产权的问题，如果要交易，就必须有产权，这是基础。
不少地方陷入困境，原因无外乎几个方面。首先，建设智慧城市的理念还跟不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有的地方管理也跟不上，没有形成共建共享机制，缺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还有一个是服务跟不上，市民说好才是真的好，但现在很多城市很难做到；最后是保障跟不上，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需要充足资金予以支撑。
时代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质量的要求，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在这里我也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们建议，要有决心、信心、恒心、重心、匠心、齐心。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城市的效率变革、动力转换，这正是智慧城市所要解决的问题。
硬骨头三：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
“ 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设置并推动议程的进行”
城市进化论：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多个方面，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三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郭仁忠：政府该干什么，企业干什么，社会又干什么，边界还不太清晰。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跟城市建设差不多。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后续的服务应该让社会来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掏钱做，但商品住宅就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
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数字化产品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同样应由政府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而非公共产品或者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就应由企业来做。
但有个事情需要国家统筹考虑：建设“数字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应当变成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向社会开放，但现在还是商品的属性。我从家里开车到单位，路是不收费的，但打电话是需要收钱的。如果每一条路都要收费，这个城市没法运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同理。从大方向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坚持公益性导向。主体工程建成后，再引入市场行为，这样可以更多地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我有一个体会，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方面，需要强调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是企业主导，企业提出需求和举措，再转嫁到政府头上。
但如果简单地让政府来设置议程，遇到懒政、怠政，不作为又怎么办？所以需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来倒逼体制机制的完善。比如像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搞好，那么市民就会就走了，用脚投票。市民是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了他们的作用。也要思考如何将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自下而上地倒逼政府不断往前走。企业也是同理，只有城市发展好了，企业才会落户发展，其逐利的行为和本质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共享单车，有利于城市交通拥堵的解决，智慧城市系统开发企业，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既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又获得了经济利益。本质上是经济学上的“自利”带来“利他”。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远议程，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发布并推动议程的进行，在智慧城市要解决什么问题、时间节奏、成本收益测算与评估这些方面，提出系统性的议题；政府之间要进行比拼，形成竞争的环境。政府、企业、市民各有侧重、互相支持又互相提出要求。
郭仁忠：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有些小城市，会被大公司技术、产品、方案所限制。我记得一个案例，那个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十几个亿，但一家企业为它做的智慧城市方案也要十几个亿，很不现实。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买完钱包以后我就没钱了。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盈利目的性很强的企业。
一位城市领导跟我交流，说要打造智慧城市，水务局的找到他说要做智慧水务，规划局的说要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要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这里的某一方，也不完全指企业，也有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要有顶层设计，城市政府应该有一个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城市进化论：那么，在具体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思路上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冯奎：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静态的。静态的系统好办，一年我喝三吨水，那我就准备三吨水。但智慧城市的设计是做3.5吨还是35吨，还是不做，不做的话又会丧失发展机遇。另外，正如前面所说的，跟一个大企业绑定，之前谈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的超前。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做事，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做出错误的判断，判断错了该做什么。我们经常说，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如果所做的事情本身不对，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所做的努力，如果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的超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郭仁忠：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腾出很大的地方建设指挥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的花费要几千万，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要上百万，对于小城市而言，这项成本十分巨大。但我在想，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有多大呢？
现在已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够调动各部门的数据，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大厅？
我想，了解城市的运营情况，不需要在物理上搞一个很大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硬骨头四：西方模式中国不一定照搬
“我不敢说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
城市进化论：国内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国际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郭仁忠：坦率地讲，我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比如说深圳的扫码停车，还有杭州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这些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得到好处。
总体来讲，西方城市相对比较成熟，他们要做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改造和更新。比如，在路口增设针对盲人的感应系统，或是在路灯上增加引导系统。西方城市很少能像我们做全新的顶层设计规划。外国城市很少有大规模的投资、系列化的改造。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公益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和机制具备的一种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了国外的，那我来介绍下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各有千秋。比如说，从技术运用上来看，杭州是支付之都，银川的PPP建设模式很有特色，上海围绕“补短板”打造了智慧社区，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我们设定的建设目标也非常全面，包括了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提高等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外相比，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中国在智慧城市上已经在探索一条新路，有的方面走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前面。我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用智慧化手段来实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的旗帜举得很高，措施很实，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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