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山估谷，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与丝绸之路相关而又不太鲜为人知的历史另一面。

一、丝绸之路源起

首先大家都知道，古代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时所开辟的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各国的联合通道。这条路线长达7000多公里，它打通了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交流。另外，各个学术界对丝绸之路还有不同看法和叫法：

“对话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军事远征之路”、“朝圣之路”、“玉石之路”、“瓷器之路”、“茶叶之路”、“香料之路”、“琥珀之路”等等。

很多学术界人士认为单纯的叫丝绸之路力量还是有些单薄，因为这条大动脉实在太大，大得远远超出当时的丝绸发明时期。而现在有些学者又提出了“玉器之路”、“陶器之路”、“青铜之路”、“铁器之路”的概念。

不管有多少学者提出多少的新概念，我觉得都不为过。

因为早在铁器时代、东西方都有着紧密而频繁的商贸往来，随着游牧民的迁徙活动，制铁技术也随之从中亚北方草原通道和南方绿洲向东方传播，故而才被成为“铁器之路”。

二、玉器之路

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前，玉器、玻璃、葡萄等商品经中亚往东传，黄河流域一带的商品往西传。

这些现象表明了史前的东西方贸易文化。

据《左传·袁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这又再次证明了玉石和丝帛都早于丝绸，中西方通道的物质文化交流果然有历史遗迹。

近年来考古界从甘肃、青海一带出土的和田玉资料中推测出，约在四千年前就有“玉石之路”的雏形。所涉及的地方有新疆、甘肃、宁夏、青海、陕西、内蒙、山西、河北、河南等。而实质上可以说张骞的两次西域之旅是在“玉石之路”的基础之上开发出来的。

《史记》、《战国策》史料显示：从新疆昆仑山到中原各国的距离约为3500公里；从甘肃马鬃山到内蒙阿拉善、黑水城、左旗、右旗、包头、河套地区是草原玉石之路的重要途径。

三、史前的玉器世界

在人类最初的艺术发展史上，中国史前的玉器文化是很光彩夺目的，后来慢慢演变成“良褚文化”、“红山文化”、“齐家文化”、“龙山文化”。

现在我们见到的一部分玉器都还有以上几种文化的影子。

史前的玉器大部分泛指软玉而非翡翠，比如和田玉、蓝田玉、独山玉、岫玉等。相对普通石头来说它们又要比之坚硬许多，以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加工来说，难度系数较大。但奇怪的是，良褚文化的先人们却有一套加工工序，而且相对较为成熟。切割、钻孔、取样、打磨、抛光等工序都有，而且还延续至今……

那么在史前，先人们又是怎样对大块玉料进行分割的呢？

有人猜测：先人们用片状硬性的物件如铁片，或者其它具有直线运动和弧线运动特性且比较坚硬的制品进行切割。但仅仅是猜测，无从考证。

四、中国史前文化的划分

中国史前文化大致可分为：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

华夏民族又是用玉最早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好玉、重玉、懂玉，这也是得到世界公认的。玉器制品历代在中国人心中都有着神圣且人格化的地位。特别是被儒家、道家、佛家理论化和传统化，融合化，使之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玉料是怎么来到中国？它源起何方？

史前社会人类稀少，生产力低下，交通运输工具落后，先人们是怎样从遥远的东北，西北翻山越岭，穿越丛林荒野，高山大川把玉料来回搬运呢？有专家认为在史前的某些地方可能有矿床。这一猜测后来经过考古学家取样发现，在江苏省境内曾有玉石矿床，而且质地比较细腻。这一证实说明古前的玉器商贸有就地取材的可能性，而非跋山涉水运输，同时也表明了中华民族史前的用玉历史……

作者：张 萍（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首席专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自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至今，考古探险与科学研究的成果汗牛充栋。但过去由于缺少较完备的技术支持，难以进行长时段、多角度的研究。进入信息化时代，计算机与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介入为研究丝绸之路这种跨区域、多学科的宏大历史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让古老的丝绸之路研究搭上信息化快车成为可能。

助力丝路遗产再解读

地图数字化将传统的纸质地图转化为数字地图，进而可以和今天的地形图、影像地图相叠加并在计算机屏幕上显示，满足分析处理与研究的需求。19世纪90年代以后，东西方探险家针对丝路沿线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地理探险与考古考察，形成数量庞大的地测图集、考古地图。由于他们来自多个国家，涉及语种很多，对地名、遗址的命名也十分混乱，致使这批历史资料无法深入利用。近年来科研工作者对这些地图进行空间配准、数字化，形成数字考古地图，使得过去无法辨识的遗址遗迹得以重新定位，大批考察资料获得了新生。

七康湖石窟的定位就很典型。该石窟位于吐鲁番市胜金乡火焰山的北坡中部，1906年12月德国皇家探险队对七康湖遗址进行了发掘，且切割盗取了大量壁画。参与这一活动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对此都有记录，但七康湖石窟的具体位置一直无法确定。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绘制吐鲁番（TURFAN）地区图，标注了考察路线与遗址分布，但地名标注与遗址位置多无法考订。近年来，学者将地图拼接，并与GoogleEarth配准，确定在斯坦因所绘吐鲁番图幅中存在16处遗址，其中高昌故城、交河故城等8处位置与之契合，可以明确锁定遗址，另有8处无法确定属于今天的哪些遗址。将数字化地图再进行位置比对、地貌还原、图片对照，最终确认地图中写作Chikkan-köl的地点即今天的七康湖遗址，而这一地点在格伦威德尔的报告中记为（见图1），勒柯克报告中写作Tschyqqan-köl。这一遗址的定位，不仅确定了这些不同写法的地名指向同一地点，也将大量与之相关联的历史资料落实到位，为石窟寺的后续研究找到了依据。

图1

通过地图数字化，还可将不同语种、不同标注的地名通过经纬度定位，建立空间关系。这样建立起来的地名数据库，对于解决混乱的地名状态十分有效。在中国传统文献中，丝路沿线地区的地名记录很混乱，一些由蒙古语、突厥语等转译过来的地名在音译后都有误差。以今天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呼图壁县为例，在清代的各类文献与地图中，至少会发现近10种地名写法。通过空间定位的方式，建设丝路历史地名数据库，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整体史视角下探究丝路变动大趋势

汉唐以来，中央政府沿丝绸之路广设州县、军镇、驿站，建立起庞大的政区管理与驿路系统，留下了沿线交通道路的地理信息。行走于丝路沿线的高僧、贡使、贸易贾客也留下了出行记录。这些历史资料成为学界复原丝绸之路沿线交通节点最直接的证据。

近年来丝路沿线出土的大量汉代简帛、敦煌文书等，也为我们复原这条道路提供了方便。位于甘肃省敦煌市的悬泉置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考古遗址展示了汉代驿站的基本面貌，其中出土汉简15000余枚，记录了过往官员与客商往来的许多信息。

丝绸之路跨越平原、山脉、河谷、高原，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交通系统，历史地理工作者这些年做了大量的田野工作，致力于路网的复原。“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路网”入选中、吉、哈三国联合申报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陕县崤函古道石壕段遗址，道路信息非常丰富，保留下深深嵌入石板路基中的车辙。

借助以上信息，利用考古遗址、古旧地图、遥感影像数据，完成2000年丝绸之路历史地理信息空间定位，形成契合地形地貌、具有三维定向效果的数字丝绸之路，可以开展综合性统计分析，探究丝绸之路变动大趋势。

针对丝绸之路路网进行交通节点的“核密度”统计，可以看出公元7世纪以前丝路沿线交通节点明显呈散点状态。7世纪以后，中原内陆到中亚、西亚等地开始形成规模明显的交通中心点的高密度区，丝路网络已比较成熟，这一时期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丝绸之路最繁荣的阶段。10世纪以后，在河西与新疆一带，交通节点明显减少，东部以长安为中心形成核密度集中区；西部费尔干纳、河中地区交通节点密集度极高，东西遥对，开启丝绸之路区域化发展新阶段。13世纪以后，中原以长安为中心、河西、西域、费尔干纳、河中地区各自均匀地形成交通节点密集区，直到17世纪以前，这种格局变化都不大。由此可见，丝绸之路各区域间经济发展与中心区在不断形成，丝路沿线贸易格局也在走向区域化。

数字丝绸之路可以用来统计交通路线所行区域的高程、坡度信息，能够进行地理环境选择的量化分析，厘清复杂地貌条件下人类交通系统是如何构建起来的。以西宁至拉萨的路网为例，最早进入历史记载的是唐蕃古道。这条路线大抵经今西宁、玉树至拉萨，为东线。此外还有两条路线比较重要。一是清代设为官方驿路的中线，今已基本不用。另一条路线是民国以后伴随格尔木城市崛起而兴起的新青藏线，也是今青藏高原的主要交通线，为西线。其中清代官方驿路中线路途最短，但所经区域90%为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因此实际使用率非常低。而东线与西线所经区域在4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地区仅占60%，相对容易行走。由于西宁至拉萨的交通路线呈东北—西南走向，而青藏高原的山脉、河流却呈西北—东南走向，这种错位分布加大了行走难度，横亘在西宁与拉萨间的重重高山使得两地间的交通联系变得破碎且极不稳定，一旦出现社会变动以及革命性的交通技术突破，交通道路分布格局就会变化。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青藏高原，也基本适用于整个丝绸之路地区。

显然，利用数字路网研究丝路道路系统变动，可以明晰丝绸之路路网构成及实际利用率的问题，提高研究精度，还可以进一步理解路网性质、国家投入、区域开发、传统交通方式与近代的差异等多个面向的问题。

再现两千年丝路沿线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变迁

丝绸之路跨越多个气候带，气候类型多样。许多地区干旱少雨，沙漠戈壁分布较广，生态环境复杂，人类居址迁徙、社会经济发展都受到影响，且人类的记录又比较少。使用多种古环境信息，采用数据融合方法，重建、整合丝路沿线地带近2000年的气候、水文、自然灾害等生态要素序列，并形成气候、水文、自然灾害与生态子数据库，是近年来丝路沿线生态系统重建工作的重心，目前已基本完成了近2000年来丝路沿线地区水文变率指标和近500年来丝路东段气象灾害序列。

通过数据系统变率规律性分析，可以显示公元850年、1730年、1930年是丝路地段三个具有千年尺度意义的环境变化节点。近30年来，丝路东段新疆、乌兹别克斯坦地区气候转为暖湿，地中海东岸地区转为暖干，波斯湾沿线转为冷干，但变化幅度没有超出历史上的变化阈值。东亚地区气候暖干时期是丝绸之路通行状况最好的阶段，中亚、西亚、地中海沿岸气候波动与丝路通行状况不存在统计学上的关系。这些结论的得出，为我们进行丝路沿线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耦合关系研究提供了参考。

信息化为丝路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与更多的可能。伴随丝路沿线的古遗址分布数据库，城镇变迁、商贸往来、民族迁徙、文化传播等多元数据库的不断丰富，综合各种地理要素，从长时段、大尺度研究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更加方便。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各子数据库进行数据查询、古地图数字化提取及量化统计、模型分析、可视化显示等，可以极大地丰富丝绸之路研究的内容。从大的时空尺度上把握丝路变动的方向与趋势，揭示规律，引领未来，必将为丝路经济带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2年04月20日11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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