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灯塔（阿里影业旗下）实时数据，截至北京时间10月15日0时，2020年中国电影票房市场累计票房达129.5亿元人民币（约合19.3亿美元），这个票房成绩也让中国超越北美地区19.25亿美元的票房，首次成为全球第一大票仓。

7月20日，中国电影院正式复工

此后，多部电影陆续上映

8月21日，《八佰》上映

正式上映前

影片于8月14日

开放全国超前点映

点映首日票房突破1000万元

截至8月31日晚

《八佰》票房突破20亿大关

成为中国影史上第20部20亿票房电影

这也是中国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找回市场的第一部电影

10月1日，《我和我的家乡》上映

短短半个月贡献了17.4%票房

达到22.6亿元

成为国庆档最强黑马

该影片采用了《我和我的祖国》

经典的“单元叙事”模式

5个不同的故事

聚焦医疗、扶贫、教育、环保、旅游

既给观众带来了欢乐和感动

又赋予了思考价值

根据灯塔数据

9月30日，全国观影人次

只有333.2万

而国庆当天

全国观影达到了1836万人次

提升了6倍

受去年爆火的国漫电影

《哪吒之魔童降世》的影响

10月1日上映的《姜子牙》

被寄予了众望

上映首日票房遥遥领先

达到3.61亿元

截至10月15日0时

该片票房成绩达14.8亿元

也成了今年中国电影票房贡献榜第三名

值得一提的是

在129.5亿元的

中国电影票房中

国产片票房占比84%

不少网友直呼：

“里面有我的贡献。”

面对中国电影行业的快速复苏

也有网友表示：

“侧面说明了中国防疫到位。”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2020年大多数电影都延期上映

《夺冠》《姜子牙》等多部春节档电影

一直延期至国庆档才“姗姗来迟”

今年的中国电影票房

直至10月3日才突破100亿

比2019年晚了235天

尽管如此，大家对电影的热情仍未退减

这不！国庆档刚过

就有多部影片官宣定档2021年春节档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监制：陈永庆

本文编辑：戴苑君

我是自驾游天下大军，计划每年走50~100个景点（历史古迹和绝美风景的地方），12条经典自驾线路，如果你也喜欢这些，请关注我。

提到长春，现在很多人都没有太深刻的印象，甚至当你提到长春是吉林省会的时候，很多外省的朋友都会以为大吃一惊：吉林省会不是吉林市么？因为和省份重名的原因，很多人都觉得长春是个比较低调的省会。

但事实上，如果你了解长春，你会发现这里曾经有着十分辉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暂且不说。新中国之后，第一个汽车工业，第一个光学工业，第一个生化工业等等，今天要给大家说的，也是和很多人都有过关联的地方——长影旧址博物馆。

长影旧址博物馆是在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主楼基础上所建立的一家记录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建立、发展、繁荣、变迁的一家电影艺术殿堂。而其前身长春电影制片厂则是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这里可以说是中国的电影摇篮也不为过分。如果你想了解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世今生，最好的建议是找一个导游，听她给你讲述着这里发生的点点滴滴。

2014年，长影旧址博物馆正式建成并对外开放，成了中国首个怀旧型电影产业园区。在2017年的时候，长影旧址博物馆被评为国家工业遗产旅游基地，这是东北唯一一家入选景区。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你会发现很多当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的电影都是十分耳熟能详的。《五朵金花》、《上甘岭》、《英雄儿女》、《白毛女》等电影，应该是好几代人的共同的印记吧？

《冰山上的来客》，相信很多人都有印象吧？如果你问我童年印象最深刻的电影是哪部？我想大概就是这部了，虽然当年根本不知道电影讲得是啥内容。但是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让我记住了这部电影。《甲午战争》也让人印象深刻。

除了很多耳熟能详的电影之外，长春电影制片厂创造了中国电影史的很多第一。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第一部短故事片、第一部长故事片等等，都是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老厂区里诞生。我相信这里应该会成为很多中国影迷心中的圣地。

在长影旧址博物馆里，你会看到很多明星大腕曾经年轻青涩的照片，赵本山、陈道明、陈宝国、李幼斌等等，都曾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青春。

行走在长影旧址博物馆的长廊里，在光影的映衬下，你更能感受到电影的魅力。这不是简单的视觉艺术，而是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各类人才创立出来的一个又一个世界。走在这里，你才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做幕后。

如果你来长春，一定要到这里感受一下电影的魅力。在这里，你不仅能感受一代又一代电影人为了电影艺术而奋斗努力的故事，也能见证中国电影的传承。

关于长影旧址博物馆你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在五六十年代，一个小县城标志性建筑，肯定包括当地的电影院。

虎林县也是如此。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院是坐北朝南二层的小楼，坐落于当时的铁路货物处和三食品十字路口的东北面。电影院往东全部是临街平房，没有商铺，住着一些城镇居民。西侧是第一理发社，过了南北道是三食品商店。三食品对面是露天农贸市场，斜对面是种表刻字社，第一百货商店、新华书店、果品商店等。这个路口，是当时虎林县的繁华地段。

这张老电影院的老照片，得来很不容易。是张惠同学通过她的一个群内朋友获得的。后来才得知，这张照片是傅罗平先生在1970年左右拍摄的。在傅先生担任虎林市摄影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们相处很融洽，但不幸的是傅先生在2021年10月因病去世，令人十分悲痛，也感到十分的可惜。

从这张老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大约是1969年左右，文革气氛浓厚，加之珍宝岛事件之后，中苏关系紧张，标语也是火药味十足。标语打倒苏修，打倒美帝，人自为战，村自为战，大打人民战争等，和当时刻准备打仗的大环境很协调。门边挂的一些名称牌子，也是民兵排，革委会等当时的组织机构名称，带有强烈的那个年代特色。两个入口中间有一块镶嵌在墙上的墙报，主要是贴些电影宣传画。记得看电影《黑三角》电影剧照时，看到刘佳有别于样板戏主角的清纯漂亮，青春期的内心也难免泛起一丝波澜。应该挂电影宣传画的正前面，挂的是毛主席的画像。当然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在二楼栏杆处挂过电影宣传画。为了让观众有秩序的排队购票，售票口前已经安上了钢管护栏。售票口西侧，都是平房，可以看出还有草房。听友刘兄说，这个草房房主姓肖，家里养着一辆马车。

电影《黑三角》刘佳

电影院里面的坐椅，都是木制长条的椅子，一条椅子大概能坐六个人左右。坐椅由一个粗钢筋穿过坐椅两边粗木框，然后两边用罗帽带紧，使其能上下翻转。因为小孩子个子小，坐在椅面上看总被大人遮挡住视线，有时只好坐在椅子竖立起窄窄的木楞上看。虽然硌屁股，有时因挡了后面人的视线，还让后面人直喊让下来。一会坐上去，一会儿落下来，看场电影也挺累的。

虎林县老电影院建于什么年代，现在的人很少有人能说清楚。原来我一直以为1945年10月上旬，八路军干部常永年在虎林电影院召开各阶层代表大会，建立了虎林县民主政府，就是在这个电影院。后来才知道我错了，当时的电影院是伪满时的虎林满映馆，即后来的虎林剧院。

这个电影院应建于六十年代初期，当时电影公司也在这里，所以这里也叫电影公司，或电影管理站。电影院中止时间约在1979年，因为在文化馆东的新电影院在这个时候营业了。

搬迁到文化馆旁后建的电影院，应该是在1979年。因为我1978年在虎林建筑工程一队打工时，曾经在春天和夏天时，在新建的电影院里干过活。当时在后台的很多房间抹过灰，在楼顶抬煤灰垫防水层。所以说，1978年不可能搬过去，除非是冬天搬过去。虎林放映日本电影《望乡》是1978年，所以这个电影院只能是1979年开始营业。

同学徐晓慧和亢爱春1981年春节前在电影院前留影

文革前，我家住在电影院对面的858农场招待所边上，我就是在那出生的。当时虽然很小，只有四五岁的样子，但我爸带看的电影恍惚还记得几个情节。如一战士嘴里咬着好几根手榴弹弦，边爬边向敌人扔手榴弹。如一群少数民族人，在篝火旁边歌边舞，两人坏蛋在远处看着议论着。还有一个是一个小战士被敌人俘虏了，镜光一拉一个房间，一拉一个房间，里面有不同的敌人。后来长大后，才知道前一个是《战上海》，后一个是《天山的红花》，最后一个是《钢铁战士》。

老电影院伴随我的小学和中学时光，看了很多电影，除了《地道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这几个还能放的老电影，大部分是样板戏或《火红的年代》、《海霞》、《春苗》《难忘的战斗》、《闪闪的红星》等带有明显文革色彩的电影。看样板戏，基本上是学校包场。记得邓小平复出时说文艺就那么几个样板戏，意思是说文艺太不繁荣了，老百姓都没有文化娱乐了。江青等人就说全国人民都爱样板戏，于是组织单位和学校集体观看样板戏。愿意不愿看，是政治任务，你也得坐在那看完。

电影《春苗》中的李秀明

吴海燕饰演的《海霞》

达式常在电影《难忘的战斗》中

样板戏从现在来看，艺术上无论是创新还是唱腔设计，还是非常不错的，许多唱段改冗长为精练，节奏也改拖拉为紧凑，很多唱段也成为了经典。但当时翻来复去就是那几个样板戏，人们总听都产生逆反心理了，反感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那个物资短缺的年代，电影是那个时期的时尚消费品，它不但满足了人们精神的需求，娱乐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还成为男女青年谈恋爱时的重要工具。某人看上一异性，主动送张电影票。如果对方接受了，则恋爱有望成功。如拒绝了，也不伤对方的自尊。这种心知肚明的婉转求爱方式，诉求明确而又不强人所难，即使被拒绝了，也无伤大雅，以后还可以好朋友相处。

某青年男女被介绍人介绍谈恋爱后，加深了解的最佳方式，是一起去看场电影。在看的过程中聊天了解彼此，散场后男送女回家的过程，也是一个增进了解加深感情的过程。当感情到了一定的阶段，彼此好感萌生之际，看电影时，胆大的会剩着黑暗，拉住女孩子的手爱抚一番。女孩子象征性的扭捏一下，也就陶醉其中了。散场后，两人在夜幕的掩护下，到没人的角落里，会胆怯而激动的亲热一番……

说到这，得说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同宿舍有位同事，看好了同一车间的一美女，但又内向胆怯不敢表达。我和老黑子知道后，很是仗义的拨刀相助。就买了两张虎林电影院的晚场电影票，送给了那位美女。当时美女以为不是我请她看电影，就是老黑子请她看电影，所以欣然同意了。因为没有自行车，老黑子把自己的自行车借给了她。她到电影院后，发现邻座没有我俩而是那位同事，立即生气的马上起身离开。回到单位把我和老黑子好一顿斥责，而且把老黑子自行车扣压了近一个月才还给他。

电影在当时除了娱乐功能，还有一种福利功能。企业单位一到过节或工会搞福利时，都会配发电影票。看免费电影，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福利。没有单位的人，是不能享受这种待遇的。记得看样板戏时，是学校统一发的票。当时的电影票不贵，8分钱一张，后来到粉碎四人帮后，大约在七十年代末，票价才涨起来。

当时的电影院，永远是县城最热闹的地方。每天都会有电影上映，所以每天电影院前都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在那个物质上极端匮乏的年代，全民的精神生活都处于饥饿状态，电影是一种最廉价和实用的精神安慰剂。所以每天无论如何糟糕的片子上映，影院里依然座无虚席。因为当时看电影的人们，你是无法进行选择性观看的。

有些胆大的孩子，因为没有钱卖票，而从侧所的小窗子里，或粪坑下面爬进去。我胆子比较小，不敢冒这种风险，所以没有从侧所爬过。但知道有些孩子这样干过，虽有些羡慕，但还是很胆怯，不敢去尝试。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老电影院的最深的印象就是挤。

卖票就一个能伸进一个手的小窗口，虽然后来安了铁栏杆，但人多了就不可能排队了，人们一拥而上，人挤人不用说，甚至有的年轻人踩着人脑袋往上爬。

往里入场也是挤，因六七十年代不对号入座。谁先进去，谁就能找到好位置。记得看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时，我带着我小弟去看，个子矮小只到大人的腰部，挤的脸都变了形，呼吸都十分困难，我还得使劲保护更小的弟弟。进了场内坐位是没有了，只能在最后一排站在椅子背那块窄小的木板上，站着看了场电影。

往外出也是挤，人们不象现在礼貌了，有条不紊的慢慢往外走。那时一散场，人们象要逃生一样的使劲往外挤。有些可能看过片子的，会提前出来，免得和大家挤在一起。我们有时会提前到西侧的边门那，看人们都往外出了，我们也就从西门出来，顺着拐弯的小胡同出来。

由于当时没有空调，夏天看电影也是种煎熬，每个人都热的大汗淋漓。白天你只能忍着看完，夜场时，当电影放了一半时，查票员就会把东西两侧的边门打开，把遮光的厚布帘掀起来，让凉风进来降降温。当然了，这时如果想看半场电影，你也可以免费进来了。

就在这个老电影院，文革后期出过一件大事。

当时的电影院和电影发行站在一个楼内，属于现在的两个单位合属办公。

1971年，为了配合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虎林一中师生在电影院集体观看《刘少奇访问印尼》。因为是带着批判的角度看这个电影，所以观影中间会不时呼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放映员夏明义也许是好奇心驱使，或者是刚知道发行站里有那么多封存的老电影，就找发行站的老孙借出了一些老电影，包括《刘少奇访问印尼》，几个朋友在里面偷偷的欣赏。

1975年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此事被人检举揭发，正好抓了一个典型，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夏和孙被游街批斗了多次，老孙受牵连被关押了半年，夏明义被关押了一年多，1976年中旬才释放出来。一同看电影的那几个人，也都受到了牵连，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处分。这在当时虽然算是一件反革命事件，但也说明人们对极左路线下的文艺禁锢不满，渴望精神生活的充实和愉悦。夏和孙在当时，可能意识不到，看似是个人一种大胆行为，实则代表大众对文艺百花凋落现实的不满。

还有一件事记的也很深，大约是在1971年913事件之后不久，林彪已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了，全国都已经开始了文件传达。但在一次看电影时，前面的加片《新闻简报》里，有一个叶群和吴法宪接见外宾的记录片，令我十分的震惊，因为叶群和吴法宪都已经被打倒了呀。可能是放电影的没有注意内容，看电影的也没有人多事去向上反映，这件事就很平淡的过去了，没有听说因此把放映员抓起来。那时，别说这种放错电影的大事了，就是用有毛主席像的报纸垫在屁股底下，或上侧所擦屁股了，被人举报都得挨批判的。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一些老电影恢复了公映，在这个电影院里看了不少被禁锢多年的老电影。如《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等，好象《望乡》也是在老电影院里看的，这应是1978年底或1979年初。《望乡》在中国引起的巨大轰动，一是妓女题材和有裸露镜头，二是粟原小卷时髦的服饰和优雅的美。对于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清纯年轻人来说，大家连外国电影都没看过几部，更别说反应妓女生活的电影了，也没有见过比样板戏更会化妆和美的女子了。所以我们看《望乡》时，对于日本底层妓女生活的悲苦置若罔闻，但是对阿崎那几个惊鸿一瞥的半裸镜头却刻骨难忘，对演记者的粟原小卷洋气时髦的服饰，也是记忆深刻。

1979年《生死恋》《追捕》等日本电影在文化馆边的新电影院放映了。从此女人选偶标准以喜欢小鲜肉，向高仓健的冷峻硬朗转化。男生学矢村的长发大鬓角，女生学粟原小卷的披肩弯曲的长发，男女的裤子一色学粟原小卷、矢村的喇叭裤，全大街无论男女，年轻人全都是屁股紧绷，裤角能扫地。

从当时一些年轻人在这里的留影看，可以看到长头发，蛤蟆镜，喇叭裤已经成为主流服饰。

新电影院开始运营后，出现了一些变化。一是电影院二楼阳台出现了一些大幅电影宣传海报和公映预报，构图全是电影画面，好象全是手工绘制的，不象现在可以彩扩。二是电影院每月会出售纸质的当月电影预报，手工刻版的，有当月电影预告，有一些电影花絮轶事，还会有花边图画等。当时好象是一二毛一张。我们每月都会去购买，根据预报选择什么时候看几点的场次。

新电影院1980年左右，上面还装钸了虎林电影院几个大的方块美术字

由于朋友老黑子家住在电影院附近，所以每次都会把自行车放在他家存放。也有过看电影太晚了，就住在他家的情况。

七十年未电影宣传画

1982年春天电影院前留影

1979年应是个文艺的春天，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大批电影解禁，一批新拍的和引进的外国电影，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这让人们从精神生活极度匮乏，到丰富多彩目不暇接，天和地的落差，让缺少其他消遣活动的年轻人，每日生活在兴奋当中，并把电影院做为兴奋和快乐最好的倾泻口。

1979年和同事苏密林在电影院前合影

1979年和老黑子电影院合影

1979年电影《生活的颤音》上映了，它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是这是大陆第一个有接吻镜头的电影，二是女主演冷眉高贵儒雅的风采。因为喜欢冷眉，所以我用放大法画了一张一米多见方的人物肖像，挂在宿舍我的床头对着的墙壁上。这张画挂了很多年，后来这张画不知哪去了。

当时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人们的娱乐和休闲没有什么渠道，接触和了解处面世界也无从知晓，电影不但给予了人们娱乐，也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电影里的男女明星的服装发式，不经意间就会成为年轻人着装和模仿的典范。长头发，长鬓角，蛤蟆镜，喇叭裤，港衫等，都是随着电影的放映而流行起来的。

新的电影院多了层二楼看台，这开启了小县城从未有过的视觉体验角度。但有些调皮的小青年，会往下面丢东西或杂物，一是和熟人另类的打招呼，纯粹是开玩笑。二是往漂亮女生身上扔，这有些性骚扰的意思了。

但进入九十年代后，电影的黄金时代结束了。电视的普极，录像厅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娱乐的多元化，人们不再把看电影当做娱乐消遣的唯一方式。电影院的经济效益也越来越不好，刚开始把门厅隔断，租给私人开复印社和大花轿影楼。后来又把东边原休息厅隔开，包给外人开水煎包饭店。再到后来把放映厅改成小放映厅，再到把一些屋子租给跳舞的、教美术音乐的等，到最后大约是在二零一几年吧，这个运营了不到四十年的电影院，虽然是壮年，但也寿终正寝了。就是在经济效益下滑时，也有过些所谓的“辉煌”。在九十年代时，某款爷和相好的小姐，包下了电影院的楼上楼下。只有两个人，在诺大的一个电影院内，男欢女爱，巫云楚雨。其洒脱的任性放肆，其挥金如土的土豪作派，成为当时坊间的笑谈。

现在在原址建的影剧场，规模小了很多，连正面也由过去的大气变为小巧，朝向也由坐北朝南，变为了缩头缩脚的朝东一隅了。

现在的电影院服务对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功能基本丧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 由一个电影发行主体，和若干电影院组合形成的院线模式。其贵族式服务，高端消费，以年轻人为主的经营策略，让普通百姓敬而远之。所以很多人，多年也不进电影院一回了。

2018年，国家为了加强文化工作，改变过去一切向钱看的经营思路，将原来外包的影剧院收回，恢复了公益性性质的文化馆。为群众文化娱乐活动免费提供场所，为弘扬正气和主旋律鼓劲呐喊，用先进文化战领舆论主阵地。受到了百姓的欢迎，也让死气沉沉的影剧院，焕发了青春活力。

电影院虽然辉煌不在了，但它承载了人们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积存着岁月走过的痕迹，萦绕着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怀旧的情怀。它是我们每个人心中永恒的回忆，和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光搅拌在一起。这些和青春有关的回忆，以电影院为载体存于我们的内心，并时不时的在回味中，温暖我们回首的目光。

走出上海，打破遮蔽的民国地方电影史，是“重写电影史”的构成。民国时期山西省在阎锡山的统治下，对地方电影事业的干预管理是全方位的。而在民国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研究中，探讨制度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是一种适用的分析工具。

影院管理制度变迁

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变迁也受到多个变量影响，包括道德风化与检查制度的双重传统、国民政府对地方制度的植入和山西外部政治局势的外生性变量；以及将电影视为教育手段、将影院视为税收工具的内生性变量；还包括阎锡山为首的行动变量亦在其中体现个人偏好。

尽管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对电影的传入与普及、影院管理规范的标准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政府将电影事业视为实现政治目的之工具，这一管理模式又严重损害了市场的自由发展，导致民国时期山西电影事业，其本质先天不足、后天不良。

影院管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起点

任何制度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逻辑起点作为演化的核心，起点影响最终导向和路径依赖的结果，完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首先要确定的关键问题，即对“制度形成时段”的探究，这一时段决定并影响了后来制度演化的方向。对制度的研究，应当回溯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建立的基点，需从电影传入山西的时间、方式入手。

影院盈利性放映初现 非中心城市的山西太原地区电影事业的发展，相比沿海发达城市，自然处于一种延宕的状态。太原目前可考最早的影院，是到 1926 年 6 月才建立，能够容纳二三百人的并州电影院，此影院由山西文水县人陈时行创设，这在当时的太原，已经是开辟性的创举。

无论从传入时间还是放映规模，山西太原都难以和当时电影中心上海媲美。但正因为山西地区电影事业延宕的特征，也让山西地区的放映，呈现出一种相对的特殊性，即政府的干预早于资本的介入，商业放映晚于非盈利性放映。 尽管山西太原地方的电影放映，仍是小范围的，没有铺开，更遑论大规模商业化，但此时电影主要的几个管理的方向,已经初具雏形。

而随着山西太原地区的电影事业逐渐传播，以经营为目的的影戏院也逐渐产生。固定放映电影的场所逐渐建立。

正规公开、娱乐性的固定场所放映，自山西第一家影院并州电影院开业后，海子边中山公园为场所的文灜电影院、青年会北楼的青年电影院，以及在《山西日报》刊登一个月开业广告的山西大戏院，都开始以映演电影为盈利手段。

此时出现的影剧院，较大范围的放映娱乐性的故事片，并把广告刊登在报纸上以招揽顾客。如青年影院放映引进片，巴斯祈登（巴斯特·基顿）主演的《笑片大会》，以及“完全五彩、中文说明、全部十一大本一次演完”的《黑海盗》。或是中山公园文灜电影院，放映《桃李争春》、《空门贤媳》、《女律师》等影片。

报纸上刊登影院放映电影广告，成为影剧院用以招揽客户、公布新片的稳定手段，相关的广告宣传此后屡见报端。而随着各影剧院的卖力宣传，看电影，这种新奇的娱乐活动开始被太原地区市民所了解。电影有了固定的娱乐场所，有了相关的电影映演，山西地方针对电影的政府制度性管理，有了孕育的起点。

制度建立基于场所性质

民国初期的电影放映并不具备专营的放映场所，但当专营性的电影院出现并形成一定规模时，由于影院空间的特殊性，对影院场所的管理势在必行。电影放映时是黑暗的环境，观众又会处在相对狭窄的空间内。

因此影院作为公共娱乐空间，其天然带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每逢节假日更需要管理，如在元旦期间“各戏园电影院场所，加派兵士二十名维持”。因此影院安全、卫生、内部建设，乃至道德风化，都需要一个完整确切的标准，从而加强警备、精确管理。

首先建立起相关管理制度的城市是上海，1911 年 6 月，上海自治公所公布的《取缔影戏场条例》中，有对影院的执照管理“开设电光影戏场，须领取执照”，内部秩序要求“男女观众需分开就坐”，甚至影院经营时间“闭场时间至迟不得超过午夜”，等几项影院经营的细化管理条例。1921 年 5 月，京师警察厅修订《取缔电影园规则》，规定了“电影园内，除包厢外，均男女分座”等关于影院安全及道德风化的条例。对于影院相关的管理，起始于地方，但南京国民政府逐渐建立全国性的政治统治后，影院管理模式又通过中央辐射到地方。

民国时期的太原影院，是一种复合型的公共娱乐空间，而不单是作为“电影院”这一特定场所。三家山西太原的影院，也并非是只放映电影的场所。以 1934年《太原日报》刊载的山西大戏院广告为例，电影“国产武侠侦探巨片”《舞女血》只占据广告画面的四分之一，而另外四分之三版面，则是当天日场的《走雪山》，夜场《夏庭忠谏》等演剧。

影院为招揽顾客，还会在电影外加演魔术等表演。因而山西省电影放映场所的管理，起初建立并不单独针对影院及电影放映，而是将影剧院划归在娱乐场所范围内，确立相关的管理规章。

影院管理制度的渐进式变迁

民国时期山西省政府电影放映管理制度对场所的管理，是整个电影放映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组成。影院管理与电影检查两种下位制度间，存在细密的联系。影院管理与电影检查对电影商业放映的整个环节存在相关的协作效应，两者同步共振、紧密相连，并且相互影响与作用。在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中，根据制度变迁的不同特点，存在渐进式变迁与激进式变迁两种，制度变迁往往是两种模式结合。

从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这一上位制度而言，大的历史尺度下其呈现激进式制度变迁，但从三十年代影院管理这一下位制度来说，其发展路径根据主管机构从新运会到警察局的重心转移，通过“持续性的适应过程导致制度的连续性”，呈现缓慢的渐进式变迁。

新生活运动的娱乐场所管理

在影院管理制度建立的初期，对于娱乐场所的制度管辖，由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开启，新运会于 1934 年颁布的《太原市娱乐场所实施新生活办法》，是山西电影放映场所的管理制度正式确立的分界点。

《太原市娱乐场所实施新生活办法》划分为总则及分则，总则四条分别涉及设备、员工、物品、顾客四个方向，要求分别是“完善卫生”、“有礼貌敏捷诚实”、“使用土货国货”及“守秩序，注重公共卫生”。

更精准完整、具有强制属性的影院管理制度，出现于警察厅权力介入管理。从新运会到警察局，管理主体的变化，使制度实现了一种缓慢的转型与渐进式的变迁。山西省警察厅在 1936 年发布的《山西省会公安局管理娱乐场所规则》中首先规定了娱乐场所的范围，包括“戏园、电影院、洛子馆”。

在条例部分，则部分脱胎于《太原市娱乐场所实施新生活办法》，如“各娱乐场所散场后务需扫除清洁”，但相比负责督促新生活运动推进的新运会，作为执法机关的警察局，更注重影院这一公共娱乐空间的控制，除卫生问题，还对电影院的开业停业、开演时间、票价制定、义务戏演出设立，甚至是内容检查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

《山西省会公安局管理娱乐场所规则》中，要求电影院在进行经营活动前，必须经过警察局申报，如开业“影戏院须依照本局管理营业规则之规定，呈报营业”、票价“各影戏院所售票价，均需呈请本局许可”，每日票价和捐款数目也要“列具详表以报本局”、座位“如拟男女合座者，须先呈经本局之许可。”同时还对影院的经营时间进行规定，“各娱乐场所夜间散场时间，至不得超过十一时半，但必要时，并得饬令再行缩短”。

《山西省会公安局管理娱乐场所规则》的设立，大幅增强了警察局对影院的管辖。 从新运会出台实施办法到警察局确立管理规则，对电影放映场所影戏院的管理，因发布条例及主体的变化，实际内容也进行了一次改换。

相比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出台多是卫生和环境的标准订立，警察局则更注重执法层面，如弹压席的设立及对电影放映空间的监控。规定影院各项变动需给警察局备案的《山西省会公安局管理娱乐场所规则》，是山西影院管理制度的渐进式变迁，而这一规则，也成为战后相关法令的制定基础。

1937 年，《山西省政公报》再次发布了《太原市娱乐场所厉行新生活初步规约》，主要对顾客进行进一步的要求及规定，令顾客“守秩序、不得怪声乱叫”，不得多占座位，散场后遇童叟老弱、让其先行。唯一影院相关条例，是规定其需按时开演。这次娱乐场所秩序的条款设计，只是对此前新运会发布条例的重申及精简。在附则中说明，“各娱乐场所，如不遵守以上各条，得由公安局负责惩处”，更证明尽管新运会制定规则，但其自身并无执行落实的能力，影院管理和执法仍由公安局负责。

总结

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变迁也受到多个变量影响，包括道德风化与检查制度的双重传统、国民政府对地方制度的植入和山西外部政治局势的外生性变量；以及将电影视为教育手段、将影院视为税收工具的内生性变量；还包括阎锡山为首的行动变量亦在其中体现个人偏好。尽管山西省电影放映管理制度对电影的传入与普及、影院管理规范的标准化制定，产生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上一篇：分时横盘(分时横盘走势选股公式)

下一篇：印尼高铁概念股票(高铁概念股票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