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许石林，陕西蒲城人。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杂文学会会长、深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中国传媒大学客座教授，曾获首届中国鲁迅杂文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广东省有为文学奖。主要作品：《损品新三国》《尚食志》《文字是药做的》《饮食的隐情》《桃花扇底看前朝》《幸福的福，幸福的幸》《清风明月旧襟怀》《故乡是带刺的花》《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等。主编丛书《近代学术名家散佚学术著作丛刊·民族风俗卷》《晚清民国戏曲文献整理与研究·艺术家文献》《深圳杂文丛书·第一辑》。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过现在人们所接受的教育大多是通识性教育，对地方本土文化营养的汲取显得薄弱。有这样一群人，一心扑在地方古籍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上，希望以绵薄之力让脆弱的文献典籍“延年益寿”，让更多人得到身边传统文化的滋养。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深圳市杂文学会会长许石林就是其中一位，他对家乡陕西蒲城的濒危珍稀古籍出版尤为关心，甚至贴钱出版。是什么样的情愫让他对家乡文脉的传承如此投入？民间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华商报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抢救濒危古籍文献 还原地方文化的土壤

海天出版社出版的《蒲城文献征录》，为《蒲城文献征录》《蒲城文献续录》《蒲城诗征略》《蒲城诗征略续录》及《周太史偶吟诗集》合集，是蒲城县非官方编印的人文与地情资料，与蒲城旧志相映生辉。许石林介绍，2019年的出版是抢救性整理出版。

华商报：为什么说出版这本书是“抢救性”整理呢？

许石林：《蒲城文献征录》原版是清代周爰诹编撰的，后来刻印于1924年，其中记载蒲城历代名人，收录蒲城历代名文、碑志、诗歌。可以说，蒲城数千年文明荟萃于此。过去古人印书，只印几十本，最多百十本，印出来之后逐渐散入社会。《蒲城文献征录》刻印的那个时代，白话文和新式教育兴起，这样一本古文文献合集在当时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加上时局动荡，所以存世很少，到现在没有一本完整的。进行整理、校注的赵可老先生到处找，终于找齐所有内容，这次重新出版的是全本。古籍重新整理出版，可以让它“延年益寿”，以一种新介质，全貌地保存在世上。

华商报：这部《蒲城文献征录》的内容有什么样的价值？

许石林：《蒲城文献征录》是关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看到关中前辈“道德文章”四个字在历史的长河中有多么灿烂。这些文献里有太多非常好的文章，首先它出经入史，是非常好的古文，每一篇都可以作为古文学习的范本。书中的文字非常美，有我们陕西人的那种劲头，自古以来，陕西人的文字普遍具有汉代文字的特征，用一个字概括就是：坚。即古人说的精核。现代人写文章，累赘、绵弱、冗长，就要用这种精核的文字去矫正。

华商报：这部书中你印象深刻的、弥足珍贵的文献是什么？记述了怎样的历史？

许石林：其中的《文献征录》，记录了很多史实。比如蒲城人李必、骆甲为刘邦训练骑兵，具有很高的军事技能，但是他们又非常有谦德和智慧，诸将一致推举他们担任将领，但是他俩不干，说他们都是故秦国之人，恐怕兵士不信任，虽然没有位列高官，但他们还是帮助刘邦战胜项羽起了决定性作用。这部书也体现了地域变迁，书中的蒲城最晚截至清代末期的地域概念，跟现代的行政划分不一样，现在的白水、澄城、富县的一部分过去属于蒲城境内，所以它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广。

华商报：你在重新出版这部书的过程中，与古籍的原编撰者周爰诹有没有“神交”？

许石林：在重新编撰这部书以前对周爰诹不了解，但是这部书中的文章是他甄选的，所以当我读到好文章的时候，动心了，就觉得当时的编者的心跳和我是同频共振的。这还真的是一种“神交”。

华商报：你认为《蒲城文献征录》的出版，对阅读它的人有什么样的助益？

许石林：我写过一篇评论，说现在的教育是“无土栽培”，就是缺乏本土文化教育，本土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人性总是贵远贱近，总觉得美丽和魅力都在远方。比如读《蒲城文献征录》，通过这本书进入历史和文化，更有某种先天的地域优势。书中记录蒲城现在几乎所有姓氏的杰出先祖们的德行、事功和文章、言语，现在的蒲城人读了必定会怦然心动，立即使自己与历史上的杰出先贤产生了直接的关系，近在咫尺似的，这种感觉是读其他书能带来的吗？

从写序到贴钱出版故乡文献“炒房炒成了房东”

《蒲城文献征录》这本书的价值不言而喻，但是出版的过程中遇到资金难题。在深圳生活多年的许石林，身上陕西人的那种豪侠仗义一点没变，实在看不过家乡文献经典延宕出版，二话不说拿出自己的积蓄，并且出书就要出得漂亮。

华商报：听说你用自己的稿酬、版税支持了这部有关家乡的古籍文献出版，为什么投入这么多？当时是什么情况？

许石林：我跟人开玩笑说，我一拿到这本书先是大笑不止，因为想起了一个段子：“炒股炒成股东、炒房炒成房东”。事情是这样的：我的老乡王少峰先生介绍我认识整理、校注这本书的赵可老先生，让我给这本书的抢救、校注、出版等工作当顾问，后来又让我给这本书的重新出版写一篇序言。可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出版资金的原因，老是出版不了。我这人急性子，看着这么好的一部书老是出版不了，感觉自己再不给力，就有点圣人批评的“见义不为无勇也”了。所以，就冒冒失失地自己扑上去自费出版它。其实一开始还是把它想简单了，这个过程除了经费，也很耗费时间和精力。

华商报：这次出版的资金算是取之于书用之于书了，但我仍然觉得你还是不差钱。

许石林：古人说“贫者士之常”，孟子说“仁者不富”，我不是大款，但出版这本书的所用钱幸好还有版税收入支撑。另外，我们蒲城人说的“零拔毛”——零拔毛不疼。出版《蒲城文献征录》，不是一次性交那么多钱，而是分几次，不同的名目交不同的钱。中间有的还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增加的，比如我主张书要出得漂亮，不能凑合着给印出来就行了。我专门从北京找了给我设计《桃花扇底看前朝》《清风明月旧襟怀》以及《每个人的故乡都是宇宙中心》的设计师，她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连纸张等等都有自己的考虑，我很信任她。这样，在出版社报价的基础上，又多出来一笔设计费和封面烫金等等的费用，这个钱由我再另外增加。后来都快印刷了又发现字号有点小，考虑到许多中老年人眼花，阅读不方便，想要改字号，但这样就会增加厚度，关键是给内文的重新排版设计等增加麻烦，又拖延时间，临时决定增大开本。等拿到样书，我发现如果照原来的开本印刷出来并不好看，现在的开本恰恰是我最想要的，而且与这本书的内容很相配。但是，这就又多出一笔钱来。好在又是“零拔毛”付款。

华商报：古代文化典籍印刷出来就已经很了不起，让它看起来漂亮就要花更多的钱，你为什么执著于此呢？

许石林：有一年，我送叶嘉莹先生去南京禄口机场。路上，叶先生给我说过一件事：她刚到台湾的时候，生活贫困，在一个技术学校教书，讲唐宋诗词，课堂上学生吵闹得很，几乎没有人听讲，但她还是非常认真地讲，她之所以这样，不是怕对不起学生，“因为我是讲李白杜甫啊，我怕对不起李白杜甫”。我也是这种类似的心理，要出书就尽可能出漂亮，我表达敬意的是这本书的编纂者周爰诹先生和在书里静静地等待给后人教导的历代蒲城先贤，如果出得太粗糙凑合了，对不起他们。

华商报：你之前出版的书也有古代文献整理研究方面的，你如何看待地方古籍的保护工作？其中有怎样的艰难？

许石林：这的确有现实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大家对古代文献的重要性认知不同。往往学术研究人员认为非常有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但是出版社有市场方面的考虑。你说这本书多重要，嘴皮子磨破也不管用。干脆眼见为实，我出资来出版，印出来给他们看，如果他们认为有意义，哪怕只有一篇能打动他们，也能为今后的古籍出版起一点作用。不过现在地方逐渐重视起了本地文化的挖掘整理。比如华阴有一套《乾隆华阴县志》，我就给相关部门说它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最好用线装版印出来，我的建议被采纳了，这本书在扬州广陵书社出版，用古籍样式装帧，非常精致。地方文化的传播一定要有载体。

读古诗文的好处 是找到学习文化的密码

翻看许石林出版的作品，大多是踩着古人先贤的脚步，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尤其近两年参与了古代文献典籍的收集整理工作。在他看来，阅读经典能够做到“君子上达”，读古诗文能够找到学习文化的密码，非但不耽误读现代文，而且现代文自然就学好、写好了。

华商报：我看你的文章和观点，感觉在文化上是典型的厚古薄今。

许石林：我不是“厚古薄今”，我是“厚好薄劣”。今天的人但凡有好文章，我一定加倍送上赞美。问题是，今人的文章超越古人的不多。我一直认为，全世界的所谓现代化，已经陷入了一个放纵人、迁就人、谄媚人以取宠邀誉的怪圈，或者说泥沼，这很危险。现代人面临的一切文化、精神的困扰和烦恼、危害，都应该从这方面去找原因。如果人没有了文化方面的上进心，就没有精神上升的追求。对文化评判的标准和高度也没有了。

华商报：所以你认为文化不应该过于通俗？

许石林：通俗不是没有品格，通俗其实很不容易做到的。古人说“浅处见才，方为高手”，通俗就是用浅去通，但通却需要才华才情才学，这是很不容易的。现在的问题是格调烂劣、粗鄙无文，言语乏味，这不是通俗。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教育、读书着手。

华商报：你认为读书要怎样进行选择？

许石林：国人读书，要多读经典。古文对一般人来说不好读、有难度——这就对了，如果没有难度，就没有牵引你向上的力量。你读进去了，不仅仅能走进知识、精神和美的深度、高处，而且能获得整个人的进步和提升。宋朝人说读书变化气质，可不是现代人读一本绘本、一篇网络小说就是读书。开卷有益的卷，应该特指有益于人身心进步的书，而不是看上去是本书就对人有益。

华商报：听说你在深圳做《说文解字·中华经典古诗文公益课堂》已经坚持6年了，能讲讲阅读古文经典与学习现代文之间的关系吗？

许石林：请大家扪心自问，我们现在能熟诵多少中华传统文化典籍？能背诵多少经典古诗文？恐怕传统文化典籍没读多少，经典古诗文也背诵不出来，而反对、厌恶、践踏传统文化的词倒是装了一肚子。我们蒲城县志里收录了前人的一副对联，我非常喜欢：“有血性人方能共事；无经史气不足论文。”读古诗文的好处是，能够找到学习文化的密码。读古诗文，非但不耽误读现代文，而且现代文自然就学好了，也能写好。现代人写东西，总先预设让水平较低的人都能看得懂，这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向下的文化，所谓“小人下达”。而读古诗文，恰恰是希望让更渊博的人能欣赏自己。这样人就有了向上的追求，所谓“君子上达”，所以我们的宗旨是：学习传统文化，养成君子人格。

华商报：接下来你还会做古籍文献出版相关的工作吗？

许石林：在筹备出版《蒲城文献征录》的过程中，我掌握了陕西渭南地区各市和区县的档案馆、图书馆许多现存的濒危珍稀古籍的信息，接下来看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想量力而行地整理出版。期望让古籍文献有益当下，更要让祖先的光亮照耀未来。 华商报记者 路洁

文/贺昊

年少的时候看港片，那时多的是黑帮片或是警匪片，看得多了就对一个情节印象很深，之所以深不是记忆好也不是情节多么动人，是因为每部片子里都会有，那就是要跑路的黑帮份子要么是拿着老大给的，要么是情人送的，要么就是自己的——一块劳力士金表。似乎有句话就是：在黑社会混，最保险的就是买块劳力士金表。

在手表界，劳力士是顶级品牌，但绝不是表皇表王，但为什么不是百达翡丽江诗丹顿而是劳力士成了黑社会份子的最爱？是因为那些表太贵黑社会买不起吗？显然不是。

这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保值或者叫升值，一个是流动。

就保值来言，虽然百达翡丽等表的价值更大，但在经济未发生太大波动的前提下，表皇表王的保值程度即价格的变动值/价格，即便是限量版的，也并不比劳力士高。当然，这有个前提，就是经济增长趋势是稳定的。

经济一旦出现波折，那么，金劳相比表皇们就有个优势：单价相比较低，容易出手，且当价足够满足典当人一段时间的生活。表皇们就没有这个优势：单价太高，不容易卖（有实力买的太少），这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时，最贵的表皇其实没有很大的议价能力。而太大的折扣，就意味着亏大发了。

也就是说，劳力士金表在保值与流动性上表现得更均衡，自然，对风险性较大的人员来说，与其买一块百达翡丽，不如买十块八块劳力士更划算。最近的一部美国影片《金矿》中，马修麦康纳跑去印尼找金矿的启动资金就是当掉了自己跟老婆的两块劳力士。

按会计准则的相关定义，劳力士其实完全可以充当现金等价物。它迷人就迷人在这了！那这与房地产有何关系呢？

中国当下的房地产，功能属性已经远远被投资属性抛离了。现在到哪，无论是亲朋好友聚会，还是公车地铁，即便是闹市街头，人们碰到一起谈论的核心话题就是房子。

人们热衷于谈论房子的原因，当然是房子现在的“造富效应”，有太多的网络言论及实证研究，证明了房子是当下第一生产力。遥想当年一句流行的顺口溜，当代男人四大悲剧：炒房炒成房东，炒股炒成股东，泡妞泡成老公，练功练成神功（葵花宝典）。现在来看，发明这个顺口溜的人才是悲剧啊！

可房地产真的是最佳的投资工具吗？拿前述的劳力士逻辑做一比较可知，房地产就像表皇表王一样，在经济的上行期，看似升值的绝对量较多，投资价值还是很高的。但其保值能力不强，因为，一旦经济下行，也就是泡沫被扎破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或机构有那么大的流动性来对冲泡沫破碎对流动性的冲击。除了有货币发行权的政府。但走这条路的结果，恐怕不是我们想见到的。

对此，目前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以为然。可另一个潜在的危机就不得不引起重视。

1998年、2008年的两大经济危机，中国都幸免于难。很多人将中国1998年的幸运，归因于当时的外汇管制。毕竟当时引发危机的是对冲基金对金融体系、货币与汇率体系的冲击。而对2008年的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导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塌，很多人还是将中国的幸运归因于外汇管制，当然，又再加了一个金融管制。那么，2018年，又一个十年之际，倘若再次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幸运还将是上述的几点吗？

其实，2008年中国得以真正躲开经济危机的本质原因，是百姓对国家信用的无比信任，体现在行为上，就是当年经济危机发生时的高居民储蓄率。也正是基于此高额的储蓄率，政府才得以进一步扩大信用，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让中国幸运地躲过了经济危机。

而国家信用扩张的结果，是房地产行业的蓬勃发展，这一逻辑是来自于每100元对房地产的投资可以形成144元的对钢铁、水泥、铝合金、工程机械设备等行业的拉动效应，还不包括对地方政府因土地财政的极大盈余对地方经济的极大推动作用。这是好的一面。

不好的一面，就是居民储蓄率的快速降低。据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201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1966元，人口137462万。二者相乘，2015年我国居民总收入约为30.2万亿元。2015年末我国银行住户存款余额551929亿，比上年增长8.9%，计算可得该年住户存款增量为4.51万亿。而4.51/30.2=14.93%。即2015年中国的居民储蓄率仅有14.93%。

如此低的储蓄率表明，普通百姓根本不可能成为暖化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而出现的流动性冰冻所需要的“阳光”，其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也已很低，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调控空间也变得狭窄。于此，任何形式的信用放大，都值得警惕。

因此，政府对房地产的调控是正确的，但更深的问题是，房地产究竟适不适合作为国民的投资保值品，也就是国民经济的稳定器，是需要商榷的。在未找到更好的经济稳定器之前，调整普通居民的房地产投资投机心理，提升普通居民储蓄率，是让中国经济向好并增强抗风险能力的必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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