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在对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础上，以Romer和Lucas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构建起强调经济系统自我推动其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建立了众多经济增长模型，以哈罗德-多马、索罗-斯旺以及内生经济增长为代表的模型，都突出了总供给在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并且通过表示总供给水平的总量生产函数来分析经济增长的阶段和驱动机制。

其中，内生增长模型还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到经济增长模型中，并将其视为推动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动力。内生增长率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贡献，它包括内生劳动力、内生储蓄率和内生技术进步，其核心目标是试图解释这种内涵式的增长，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创新是发展的根本动力，持续创新可以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此外，该理论提出政府投资对经济不仅存在水平效应，还具有增长效应的结论，并且按照知识与投资具有正向关系的原理，提出了一系列补贴教育、研究和开发的优化政策。

二、科学发展观

经济增长是我国传统经济发展观中关注的主要对象，在用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时，为了实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增长率的更大提升，部分地区存在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产值的倾向，忽略了经济发展促进社会普遍繁荣、人民生活整体向好以及生态环境大大改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推动下，国家经济总量和人民财富确实提高了，但伴随着贫富差距不断加大、人民幸福指数下跌、生态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严重耗损的恶性循环。为了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统筹兼顾为根本方针的科学发展观。转变政府职能，经济发展水平不能仅靠生产总值衡量。

如今，追求经济发展质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科学发展观赋予区域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性以更宽阔的目标、更丰富的内容和更高的价值标准。

三、财政支出理论

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履行职能和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重点领域。不同经济学派关于财政支出的理论大致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类以公共选择理论、梯度渐进增长理论与马斯格雷夫的财政支出增长理论等为代表，尝试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增长趋势进行解释。

其中，亚当斯密确定了公共财政理论的框架，并将公共财政的职能定义为两个主要领域——公共收入和公共支出，同时将支出的范围界定为公共工程、公共服务、公共安全三个方面。另一类则主要研究财政支出之于经济和社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其中古典经济学派认为政府应对经济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就主张实行廉价政府，表示财政支出也应压缩到最低水平；

而部分学派如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及新古典综合学派则认为政府应该发挥对经济的干预作用，通过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来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增长，例如，庇古坚持认为于政府而言最重要的作用是提升国民经济福利，财政支出也应投放到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领域；

凯恩斯则提出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核心的财政支出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刺激和增加人力资本、研究开发等方面的投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其宏观调控的作用胜于货币政策；新自由主义坚持在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市场这一方，但也认为政府能起到宏观调配与监督控制的作用。

简而言之，财政支出理论的演变历程可以总结为政府职能的扩展史，即由精简政府到宏观干预，再到公共选择，最后实现政府作用的发展变化。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强调，财政存在的必要性来源于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市场失灵”，拥有独特优势的政府因此可以在各个经济部门和领域充分发挥作用，当然政府在履行职能的过程中，也可能由于政府失灵导致缺乏效率。

显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域的不同研究背景下，出于解决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需要，财政支出理论有着不同的内容。发展即改变，但改变不同于发展。经济发展意味着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民生活质量提升，对应的经济结构也实现升级。在进入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财政矫正市场失灵、支持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来体现。

在经济活力方面，当前经济发展和动能转型阶段，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加，经济不稳定性增加，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领域、社会薄弱环节、金融支柱产业等重点行业的必要资金投入，可以强化生产领域优质供给，解决产业产能过剩、结构失衡、要素资源错位等问题。财政对新兴产业的直接投资，将推动产业升级。

在创新效率方面，科技创新并不完全是企业的行为，创新研发信息的公共性、创新私人回报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以及收益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市场本身无力应对创新的风险和激励，更不用说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外部环境。因此财政干预创新的合理性主要在于弥补创新过程中的市场失灵以及营造创新环境。

地方财政将发挥对创新的撬动作用，通过财政投入培育经济内生动力，这主要是通过支持基础研究、加强科学教育体系和培养创新资源来实现，同时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财税环境，给予新技术、新产业给予一定的财政扶持力度。在绿色发展方面，生态环境兼具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生态环境保护投入耗资巨大且收效缓慢，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必须依赖财政投入。

财政支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支出内容十分广泛，狭义角度主要是用于加强污染防治和改善环境质量，广义来看则还包括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地方财政支持绿色发展主要体现在财政直接投入与间接投入两块，一方面包括节能环保支出、绿色转移支付和绿色消费补偿，比如设置针对生态重点保护区域修复治理的专项资金；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等方式鼓励企业节能减排。

在人民生活方面，针对贫困地区设立的转移支付项目能够保障民生，地方财政支出导向尤其关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方面的发展成果共享，致力于加大民生方面的投入力度，提高了公共服务的共享水平，社会公平分配，保障民众生活水平。在社会和谐方面，财政政策将发挥其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职能，通过财政支持手段引导要素流动，缩小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距，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财政支出效率，强调了作为矫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手，地方政府应提高支出效率。结合新的发展阶段这一背景，选择从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生态、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五个方面更为全面的角度评价云南省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效率。

一、古典经济学派

古典学派在世界经济学说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典学派税收政策的基础是―夜警国、廉价政府即主张对经济进行自由放任，而反对政府对经济的主动干预，其税收政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最早提出课税四原则，即公平原则、确实原则、便利原则、课税费用最小原则，以这四项原则为基础，以后经济学家不断丰富发展课税的基本原则。古典学派强调征税的公平原则，认为征税应该让国内民众感到公平。

由此分为征税收益原则和能力原则。能力原则认为，应该按照民众的实际纳税能力分担税负，即从客观上按照财产或消费衡量纳税标准或从主观上以民众纳税时所感受到的“牺牲程度”作为衡量标准，这种说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已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大多数人所承认的合理原则。

收益原则认为，民众因为享受到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物品获得收益，故而需要承担相应的支出，因此，根据纳税人从国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所获得的利益，多得多收，少得少收，得到相同利益的征收相同税额，实现税收征收的横向公平与纵向公平。

二是主张政府税收政策的制定应根据经济社会整体形势特点，提高税收的效率水平。从降低税收征纳成本出发主张尽量减少利用税收等手段对产业发展的不必要干预，涉及征税过程本身应注意的问题和与生产率的相互关系。

三是提出税收转移与归宿理论，认为征税改变了经济活动的相对价格，因而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斯密在《国富论》中详细讨论了各主要税种及其归宿，创立了税收转嫁与归宿理论的分析模式。

李嘉图发展斯密的观点，引入了宏观与微观分析的框架，其赋税论的本质是转嫁论，认为流转税会对投资产生重大影响，扭曲社会公平，主张建立以所得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其减少对经济的主动干预任由市场自身调节需求的观点在当时为经济发展提供条件，扩大了生产、投资和消费规模，推动了多方面的进步。

二、凯恩斯主义税收政策理论

凯恩斯的税收政策是其宏观经济政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一部分，凯恩斯反对对市场的自由放任政策，强调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主动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凯恩斯关于税收方面的核心主张主要有：

一是凯恩斯主义理论核心建立在三大假说的基础上即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流动性偏好。认为在经济萧条时，由于经济陷入流动偏好陷阱而货币政策失效，此时财政税收政策效果极为显著。

二是个人所得税具有一定的免征额和累进税率，在经济繁荣时期税基的提高使得民众自动适用更高的税率，税收增加，使得人们收入比预期收入减少，抑制经济过热；在经济萧条期间收入减少，收入适用更低的税率甚至退回免征额以内，纳税减少，使得人们可支配收入下降的少一些。

三是强调税收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实行相机抉择，目的在于消除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状况，刺激私人消费的提高，促进投资增长。具体来说，当经济陷入萧条时，为了减少通货紧缩的因素，一方面通过税收发挥其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调节收入分配，放缓消费下降，谋求社会有效需求的增加，以刺激经济的回升；

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购买支出的增加，借助公共投资以抵补民间投资的减退，刺激投资需求；当经济发展过热时，为了抑制通货膨胀的因素，通过税收的自动稳定器功能，放缓收入提高的速度，提高消费和投资的税负水平，给经济降温。

综上，凯恩斯认为应该充分利用税收的宏观调节功能，一是改变税制结构模式，从原来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体系改为以所得税为主、超额所得税、遗产税等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体系；二是改变税率形式，由固定税、比例税制逐步过渡到建立以累进所得税为主的新的税制，从政府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

三、新古典综合学派税收政策理论

新古典综合派认为征税体现了政府将部分经济社会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从私人手中无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并将征税原则归纳为利益原则与牺牲原则，提出如下的具体税收政策：逐步由累进的所得税制向累进的消费税和资产税制度转变，这种转变将使税收政策成为既维护税收公平原则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政策；

与一般观点认为对富人实行累进高税率降低其努力工作和投资的积极性相反，认为应提高对高收入者的税率，原因在于富有者为将一般所得转化为风险投资所得，实际上会把资本向风险项目转移；

为刺激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促进经济发展，应减免对投资收益所得课征的所得税，进而刺激投资需求；对于科技研究开发要高度重视，在税收方面应制定出相应的优惠政策；允许资本投资的损失计入到企业成本中去，使企业收益和课税负担平均化；降低法人的税率，刺激投资；考察现时的经济状况，制定并推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措施。

四、供给学派税收政策理论

供给学派认为将经济滞胀的原因归咎于需求侧，而忽视劳动、储蓄、投资等供给端因素，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他们重拾萨伊的主张―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他们主张减税，特别是降低利润收入较低时的累进税率。在索洛模型的基础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发展，其核心观点在于为保证经济社会持续增长需要将技术进步内生化，技术由外部既定变成为模型的内生变量。

主张在知识和技术不断进步的情况下，有效劳动将会得到明显提升，在其他资源禀赋既定下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出。经典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包括罗默的内生增长模型、卢卡斯模型、格鲁斯曼—赫普曼模型、研发模型等，解释了内生性的技术进步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着重区分了其与索罗模型为代表的技术外生的增长模型之间的区别。

之后，新增长理论以企业知识的积累活动为研究核心，通过不同的维度延伸，探索知识积累如何在长期对国民收入产生影响。把技术进步内生化，构建了一个随时间变化类似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知识生产函数，可以直接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外部性而需要政府主动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做出合理解释，并就外部性的相关问题提出政策主张。

内生增长理论将技术创新、知识进步内生化，发现其通过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技术效率进而影响产业生产效率，因此为政府通过政策干预人力资本积累来影响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基础，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可以扩大企业再生产，为企业新一轮研发活动提供更多的研发资金，以供新一轮的研发活动使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新的特点，中国也进入新常态。如何应对新常态，并对中国经济增长做进一步的分析和预测，这是中国经济学者的重要任务。

一、新增长理论的贡献

以卢卡斯、罗默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抛弃了新古典增长模型中关于技术外生和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采用收益递增的假设建立模型。由于产品多样化（新知识）或产品质量提高可以导致收益递增，一些国家可能增长更快。卢卡斯强调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并引入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这种外部效应的存在意味着一个工人的生产率越高，他周围的人将越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解释。卢卡斯和罗默等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研究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在经过20 年的沉寂后得以复兴。由于他们采用的新分析框架引入了技术创新的因素，得出了更加合理的结论，并使增长理论更好地与发展经济学融合起来。因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默，以表彰其在经济增长研究中的贡献。

二、新增长理论存在的问题

新增长理论也存在一些问题：①各自所采用的生产函数的形式结构需要更充分的理论论证；②把中间投入的数量、种类、质量引入生产函数，而假设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不变，虽然是一种新的思维，但事实上资本或劳动力等因素始终在变化；③制度的因素没有纳入定量分析中；④已有的实证研究表明，新增长理论虽在思想上有重要创新，但由于假设过多，引入了不容易测算的变量（如中间投入的种类、质量等），因而研究结论不能很好地贴合经济实际。

三、共协理论 的贡献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建华和姜照华所著的《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一书，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发展。

（1）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框架及建模方法。

从科技、人力资本与投资共协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把国内生产总值分解为劳动报酬、资本收益、共协利益，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建模方法。并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基础上推导出内生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给出均衡时的基本特点。

（2）在模型中包容了决定经济增长的各个直接因素。

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人力资本、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科技、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问题，而且可以测算出经济环境外部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以往的增长理论大多偏重于某个或少数直接因素。

（3）测算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由此建立起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公式。

基于“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最基本、最本质的作用是提高生产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这是一项国际上的重要突破，目前国际上尚没有实用的制度创新测算方法。

（4）若干国家经济增长模型构建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分析。

在共协理论框架内，构建了中国、美国、英国、韩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意大利、爱尔兰、瑞典、芬兰这15 个国家的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实证模型（附录），并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析。定量分析的结果符合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实际，从而验证了此书所建构的共协理论与方法的正确性。

学者们以新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DSGE 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依旧存在如经济增长模型落后，模型组中缺乏创新驱动因素和结构转变因素等问题。此书把经济增长的共协理论、创新驱动理论、结构改革理论和有关的金融财政理论、收入分配理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等结合起来，构建经济增长的DSGE模型体系，构建整体的预期目标函数（效用函数），并把贝叶斯方法（后验均值）和计量经济学方法（先验值）等结合起来估计参数，进行模拟仿真和政策实验，把DSGE 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5）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与结构改革的优化分析。

改革开放40 多年，中国创造了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奇迹，对此，此书从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的视角进行DSGE 解释和分析，并归纳出中国双轨制的渐进的结构改革和不断增强的创新驱动能力的分析框架。分析表明：1953～1976 年，中国经济属于依靠劳动者-积累物质资本型的增长方式；1977～2000 年，固定资本存量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为15.9%，这两项合计为66.3%，资本的增长成为第一推动力；2001～2017 年固定资本存量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贡献率合计为58.2%，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合计为33.3%，为投资驱动模式。

此书对中国高质量发展中的降低杠杆率（负债/GDP）、抑制产能过剩、建设科技强国、加快发展新兴产业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很多新的见解。从此书理论基础、建立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对15 个国家的实证测算结果来看，共协理论既不倾向于资本决定论也不倾向于创新决定论，而倾向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制度、劳动力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共同决定经济增长。当然，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这些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是不同的。例如，美国自从1982年以来，技术创新（科技进步）、人力资本创新（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及制度创新这三者的贡献率之和超过60%，因而属于创新驱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方向，充分发挥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力、科技、制度以及经济环境外部性在经济增长中的协同作用，提高制度创新、结构转变、创新驱动和新的营商环境的推动作用，此书提供了很多有重要价值的决策依据和实践参考。

本文摘编自《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共协理论方法》（第二版）序言，作者为金碚，标题和内容有调整。点击下面“扩展链接”可立即购书。欢迎广大科研工作者投稿，聊聊你们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投稿邮箱：。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显示，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在2018年达19657亿元，是1991年的138倍。事实上，我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屡创新高：2014年首次突破2%，2018年提升至2.18%，超过欧盟15国平均水平。

显然，伴随全球技术竞争的升级，自主创新已经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核心之一。然而，尽管创新驱动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共识，众多企业对创新转型的方向、路径和结果仍然存在诸多迷惑。正如《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百千万排行榜2018》所体现的那样，专利在高新技术企业之间的分布极不均衡，少数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占据了绝大多数专利。

企业如何创新转型，从而实现经济效益长期增长？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M. Romer）的内生增长理论值得借鉴。

罗默获得诺奖的理由是“将技术创新纳入长期宏观经济分析”，“展示了知识作为长期经济的驱动力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并催生了大量鼓励创新和长期繁荣的法规政策的新研究”。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既在宏观上契合了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也在微观上为大企业转型提供了战略引领。

创新是经济增长之源

罗默在1986年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而一举成名。在罗默之前，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经济学家虽然也强调了知识、技术或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但他们通常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给定的，是自然发生的。罗默则将知识生产、创新活动视为模型变量，说明了市场机制和经济政策如何推动微观企业研发和创新，从而真正回答了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

在我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国内众多制造企业受损严重，社会各界意识到创新才是经济增长之源，开始反思企业的创新含量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也开始从数量驱动、要素驱动向质量驱动和创新驱动全面转型。

从宏观层面看，国家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推动关键技术和战略新兴产业发展。2010年政府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换道超车成为中国创新的新战略; 2012 年中国提出《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努力建立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创新的体制机制。同年，国家启动“万人计划”。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新思想。

罗默将知识视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并将其细分为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两类生产要素。技术水平是非竞争的，可实现无限增长；人力资本是竞争的，将用于最终产品和新知识两部分的产生。其政策含义是：经济增长率随着进行新知识研究的人力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增加人力资本的存量有助于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这和“大众创业、万众创业”的逻辑相契合。

大企业的双创变革

管理学者穆胜在《激发潜能：平台型组织的顶层人力资源设计》一书中，分析了企业必然死亡的原因是“大企业病”。而金字塔组织必然形成部门墙、隔热层和流程桶，这些都是“大企业病”的根源。为了跳出生命周期，追求基业长青，企业必须转型为平台型组织。当下，中国许多大型企业正在通过打

造企业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为创客提供资金和资源，补贴知识的生产，使创意落地，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经济增长率。

比如坐落于中国青岛的海尔集团致力于建成一个对全社会开放的共享式创业平台。据时代财经记者梳理，“人单合一”这个名词，在海尔2018年的财报中，一共出现了14次。“人单合一”由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在2005年提出，创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大企业病。据他阐述，“人单合一”的基本含义是，每个员工都应直接面对用户，创造用户价值，并在为用户创造价值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分享。海尔要加快探索实践“人单合一双赢”模式，搭建“人人创客，引爆引领”的创业生态系统，不断推动员工、组织和企业实现转型。

“海尔内部再没有上级和下级，却只有三类人—平台主、小微主与创客。这三类人都是竞单上岗，按单聚散。倡导人人都是CEO的精神。”张瑞敏说。

2019年1月16日，罗默受邀参加海尔集团举办的2019创新年会。在本次会议上，罗默肯定了海尔的众创模式。他认为海尔对于“我”的或者“谁是我们”的定义取得了很大进展和探索。海尔将“我们”的定义包括了用户，包括生态系统中其它资源方和利益相关方，包括跟企业打交道和互动的所有人。“如果给这些人学习的机会，如果给他们‘我们’一部分的机会，他们就有可能会跟我们一样创造更多价值，也能够参与到新的创意的发掘当中来。”罗默说。

其实，像海尔一样打造平台型组织的中国企业还有很多，比如传统大型国企中国电信为培养创客人才，成立了创业孵化基地，为内部员工搭建平台，选拔出优秀的创新项目并给予资源支持；科技企业小米公司于2013年底开始筹建生态链团队，逐步摸索出了独特的投资孵化模式：既为创业公司提供资金，输出小米打造产品的价值观、方法论，同时为创业团队提供电商平台、营销团队、品牌、供应链等资源。

按罗默的说法，知识是一种需要投资的要素，投资促进知识，知识反过来又促进投资。当企业遭遇“大企业病”、经济增长陷入颓势，不妨参加9月3日由时代传媒主办、时代财经及时代周报承办的“2019年第四届时代财经·诺奖经济学家论坛”，届时可以学习罗默的经济理论，提高本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增长动力。

如果可能、那就走在时代的前面

如果不能、那就同时代一起前进 但决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布留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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